德國智庫最近發布研究報告分析中國智庫的現狀，指出中國智庫正在國際化，支持政府立場的智庫日益佔據主導地位。學者認為，無論對內對外，中國智庫正在喉舌化。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是德國及歐洲最大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智庫。2021年3月，中共對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等4家實體進行制裁，以回應歐盟對歐盟就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共的制裁。
5月8日，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發布一份報告，題為「低聲勸告，大聲讚揚：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智庫的作用」。
在美國，智庫與政府間存在一種「旋轉門制度」。學者與官員通過「旋轉門」機制實現身份轉換，智庫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政策出台的源頭。
中國智庫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全球智庫報告（2021）》指出，全球智庫總數為11,175個，其中中國機構佔近17%。《中國智庫名錄2022》列出了1,928個活躍智庫。
但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的報告認為，數字並不能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國智庫運作的監管條件和政治一體化程度，以評估其作為對話者的價值以及影響其研究的背景。
中國智庫的主要類型包括官方智庫、半官方智庫、民間或非官方智庫。
官方智庫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主辦，對當局影響力最大，比如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數量最多、研究主題最廣泛的則是半官方智庫，隸屬於公共組織，如大學或行業協會，比如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民間智庫則受限於資金和獲取數據訊息等情況，影響力最小。
報告舉例，建立於1993年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原本是一間獨立且享有聲譽的民間智庫。然而，從2012年開始，中共當局收緊對智庫的管理，導致其遭到打壓，最終在2019年被迫關閉。
中國智庫的高度政治化
2013年習近平提出建立「中國特色智庫」，旨在為黨國官方目標創建和引導研究與交流平台。2014年，習近平將建立智庫描述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報告指出，這些智庫不僅僅是黨的意志的執行者，被剝奪了代理權，也不是自主的代理人。鑒於監管環境正在發生變化，邏輯趨向於有利於表現出政治效用的組織、而擠壓那些沒有政治效用的組織，智庫領域目前仍將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領域。
在內部層面，通過批示制度，官員們向智庫提出請求並附上資金贊助，智庫則提供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甚至是領導講話稿；在外部層面，他們的任務是「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中國（中共）的聲音」，通過建立專門的智庫網絡、在媒體上以及與外國精英的交流中宣揚與北京一致的觀點。
報告同時指出，不要用單一的黨國畫筆描繪所有中國的智庫。中國智庫和知識份子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立場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案例。一些智囊團或公共知識份子有時所表達的立場似乎與政治上支持俄羅斯或表明北京和莫斯科之間高度結盟的官方路線不同。
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及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馮玉軍一直對俄羅斯的入侵、普京及其政策持批評態度，呼籲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距離。
對此，報告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學術勇氣；二是有用的逆向思維；三是指定的反面教材，即訊息是由黨國故意策劃和利用的，符合「小罵大幫忙」策略，即黨國允許友好的行為者發表批評意見，以在特定問題上贏得公信力。
報告認為，與智庫的接觸仍然是有益的，但至關重要的是，歐洲的參與者在參與交流時要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智庫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處的環境。
旅美法學學者李玉清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最早的時候中國大陸官方智庫包括大學裏的智庫，學者研究有些客觀性，從學術的規律提出一些建議給官方，也影響了他們的一些政策。各個地方也有智庫，每年有橫向課題，政府投入經費給課題，做調研寫報告。
但是，從習近平加強集權以後，中國從上到下大家不再說任何的實話了，智庫他不再提出任何的客觀的相對比較獨立的見解了，成了一個所謂的喉舌。
她舉例說，在法律方面，中國社會科學課題國家課題全部就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完全不再講究國際上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這種正當程序，就是假大空，卻能拿到經費。各個大學成立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提出「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推進新型法治智庫建設」。
「由此可見它的智庫完全喉舌化，完全工具化了。」李玉清說，「所謂智庫說白了就像劉備找諸葛亮，給他提出好的計策來。一幫智庫通過研究提出好的意見來，要怎麼來應對問題，通過研究來實行正確的、恰當的政策，適合實際的政策。」
中國智庫接受外交使命 爭奪話語權
報告發現，中國智庫在官方政策制定和傳達政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非常重視控制國內的政治辯論，並決心在國外建立「話語權」，即中國（中共）有能力制定國際辯論的規範、話題和語言。
中國智庫正在推動國際「交流」，這些交流通常遵循「競爭（contest）、宣傳（promote）、威懾（deter）」的交流模式。中國智庫已經建立十多個智庫網絡和對話論壇，從原來的區域合作和「一帶一路」倡議，越來越多地轉向「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
報告認為，中國智庫的格局依然多元化，但可以觀察到一種集群化趨勢。智庫越來越多地匯聚在四大原型周圍：國內分析員，提供國內政策建議；外交政策顧問，向黨國機構解釋外交政策環境並提供建議；國內宣講員，國內受眾的輿論導向；非官方外交官，向外國受眾傳達中共的政策和立場，尋求塑造國際話語。
李玉清認為，「東昇西降」、「治外法權」都是在這些智庫搞出來的。他們提出要爭奪話語權，佔據道德高地，要制定規則，要和西方對抗等等。通過很多涉外法律往外擴張，對外沒有國家主權的一個界限了。
「習近平作為一個集權獨裁者，他掌握了最高權力，又沒有判斷的能力，利用智庫來獲得他所謂的執政的正當性；這些所謂的學者們，這些沽名釣譽的人，他們要利用習近平來獲得權勢、利益。這就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了。」她說。
報告指出，中國智庫是黨國維護國家利益戰略努力的參與者，它們通常提倡與黨國訊息基本要素相一致的更廣泛的敘事。智庫主要通過參與一軌半對話（包括政府官員和非政府人士的交流）和二軌對話（非官方或半官方外交）模式以及與外國同行的雙邊交流來放大當局訊息。如，面向外國受眾的公開渠道是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
李玉清說，「西方人用西方的標準認為他（中國智庫）和我們是一樣的智庫，其實他不是，他是官方的喉舌。就像中共媒體它是官方的喉舌。表面上他是學者，實際上不是個學者。」
她觀察發現，中國近幾年來一些政策，很多是互相打架的，一方面中國經濟不行了想讓外資來，另一方面他又搞間諜法、國安法，就很矛盾。也就是說，習近平其實沒寫過書，都是所謂智庫的人寫的，這些人又不是一幫的，就互相打架，都想控制習近平的大腦，用習近平的嘴說話。
大陸學者戴維也認為，中國大陸是有庫而無智。在那塊土地上，壓根沒有生長有智慧的人的土壤，哪裏會有甚麼「智庫」？不過就是幾個奴才欺騙主子開心罷了。一些國際機構進入中國後也努力過一陣子，都是一事無成，灰頭土臉地逃之夭夭，因為他們根本走不進去中國社會內部。
值得注意的是，外國智庫在中國的活動受《反間諜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制約。自2023年起生效的《反間諜法》帶來了更多挑戰，該法建立了一個涵蓋《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和《數據安全法》的法律框架，以限制海外獲取數據。
「任何研究，都是要建立在對某一領域深入而且大量的調研基礎之上的，可那些研究者一是不願調研、欺騙假調研，外國（分支）機構無法取得深入調研的批准，不可能得到第一手數據。沒有數據怎麼可能會有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呢？」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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