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中,有人將智庫稱為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的第四大機構,智庫可以體現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中國的智庫近年來增加很多,但專家認為,建殼容易,塞滿有作為的人才難。

2017年9月,全球第一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首任華裔主任李成博士的新書《思想的力量:智囊和智庫在中國的崛起》發佈,受到學界關注。

《金融時報》中文網10月27日登載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劉裘蒂關於該書與中國智庫的評論文章。劉裘蒂認為,這本書捕捉了當前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中國智庫如何能夠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一部份?

李成認為,中國的智庫風生水起。根據賓州大學的2017年全球智庫研究,目前全球有6846個智庫,其中美國佔了1835個,中國則有435個。

「體制內」智庫

李成表示,中共許多重要的決策,已經受到「智庫」的影響。2005年胡錦濤的「中國和平崛起」,是由鄭必堅和中央黨校提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基於金立群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研究。

但是劉裘蒂注意到,這些智庫都是中共「官職」。這表明能夠在重要決策上產生真正影響的「謀士」,還是必須在「體制內」。

文章援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的觀點說:「目前我國有近2000家各類政策研究機構,約90%是體制內的。」也就是說,主要設立在各級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技系統和企業。文章稱,智庫如何能夠影響決策,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而不成為政府的喉舌?這是中國智庫面對的挑戰。

「旋轉門」的出口

劉裘蒂認為,智庫為中共政界的「旋轉門」提供了「出口」,讓退休的官員有「用武之地」。但是這個「旋轉門」很少反方向旋轉。

文章稱,李成在2014年接受《文匯報》訪問時曾表示,在中國從智庫步入官場的例子不多,這跟西方有別。在西方,每四年的總統選舉都會帶來一些人事變動,一般統計約4000個聯邦行政部門的位置出現更替,其中至少四分之一來自智庫,或是有學術背景和研究能力的人士。

在西方,非官方智庫獨立於政府,是建立智庫公信度的要素。但是,中國的智庫卻往往爭取與政府掛鉤。中國智庫成為政治家、企業家和學者互動的場景。

西方的主流媒體,強調內容製作與商業贊助之間必須涇渭分明。商業媒體缺乏新聞獨立與核實的機制,這些在中國沒有形成約束的機制。

此外,書中還總結了許多觀察家對於中國智庫的「嘲諷」態度:中國的智庫熱是浪費資源:中國的智庫只是為政府的政策背書;中國是「有庫無智」或是「庫多智少」;最近的《網絡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和《國家安全法》是對於智庫文化的打擊等等。

海歸的角色

李成表示,許多海歸的國外經歷只是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身份,大都是在教育機構的象牙塔裏。他們和美國社會的接觸不全面,對於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並沒有真正的認識,所以導致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誤讀誤判。

劉裘蒂則認為,任何涉及在國際舞台上凸顯軟實力的部份,必定要涉及傳譯的問題,包括對於國際受眾群語言文化的了解,這正是中國出國人潮和中國智庫裏面最弱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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