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刻，有些事情正在發生，它沒有話題標籤，沒有網紅加持，也沒有演算法的推波助瀾。這是一場無聲的革命——不會被電視報道，不會被直播，甚至不會被發布到網上。

2023年，美國聯邦醫務總監（U.S. Surgeon General）發布公告，宣布孤獨（loneliness）已成為一項全國性的健康危機。大約一半的美國成年人表示，他們經歷過顯著的孤獨感。這不是悲傷，也不是某種社交上的不便，而是徹頭徹尾的孤獨。這種孤獨會使患心臟病的風險增加29%，中風的風險增加32%。在2003年至2020年間，這種孤獨使美國人平均每月獨處的時間增加了24小時。

根據我們現有的所有官方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一個在社會結構上存在著根深蒂固疏離感的民族。然而，在人類文明史上，我們卻從未像現在這樣（經由網媒）「高度相連」（connected）。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必有蹊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正視這種矛盾並採取行動。

每個月，近兩百萬美國用戶搜索如何刪除或停用主流社交媒體帳號。Instagram領銜這波用戶出走潮，TikTok緊隨其後，然後是Facebook，最後是X。

我覺得這現象耐人尋味，因為在我看來，社交平台X的「社交」（social）成份最少，而其它社交平台都有「個人資料」（profile）功能，並擁有非常明顯的面向公眾的社交「身份」（identity）屬性。所有這些退出各數碼平台的人並非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的青少年。他們是真實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其中許多人未滿25歲——他們在審視了這些本該連結彼此的平台後，默默得出結論：這些平台未能兌現承諾。然後他們悄悄地離開了。

英國記者Johann Hari在其著作《注意力失控：為甚麼你無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如何再次深入思考》（Stolen Focus: Why You Can’t Pay Attention—and How to Think Deeply Again，2022年）中，對所謂的「全球注意力危機」（global attentional crisis）進行了深入調查。書中，他直截了當地闡述了注意力研究的結果：一項研究表明，大學生平均只能專注於一項任務65秒，之後就會切換任務；而上班族則只能堅持大約3分鐘。位於賓夕凡尼亞州的卡尼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簡稱CMU）的一項實驗發現，在測試過程中受到短訊干擾的學生，其表現比手機處於關閉狀態的學生差了大約20%。

我們不僅僅是注意力分散，我們的認知結構正在被重塑。離開社交媒體的人們並非在逃避某種抽像的東西，而是在奔向某種他們能真切感受到的迫切需求：活在當下，清晰思考，正如美國著名心靈導師達斯（Ram Das，1931—2019年）所倡導的那樣，活在當下，活在現實之中。

美國電腦科學家Cal Newport稱之為「數字極簡主義」（digital minimalism）——即科技應該服務於我們的價值觀，而不是本末倒置。美國作家Jenny Odell在《如何無所事事》（How to Do Nothing，2019年）一書中更進一步，認為重新掌控注意力意味著轉向本地生活、轉向生態、轉向我們眼前的人們。

我專門上網查了一下生態學是甚麼。生態學（ecology）是研究生物體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科學。聽起來我們確實需要更多這樣的關注，因為我們的環境已經變得（極其）數碼化，我們需要更多方法來應對這種新局面。現在，46%的Z世代（Gen Z，指1997—2012年出生的群體，是首批在全數碼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環境中成長的數字原住民）表示他們正在積極採取措施限制屏幕時間。這並非一種趨勢，而是這一代人做出的選擇。

但是人們遠離屏幕的趨勢只是其中一半。另一半是地域性的轉變。

自2020年以來，美國25至44歲人口增長的三分之二發生在小城鎮和鄉村地區，扭轉了過去十年該年齡段人口約90%湧入大城市的趨勢。維珍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庫珀中心（Cooper Center）稱，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年輕人向小城鎮遷移率最高的一次。美國農業部（USDA）證實：農村地區的人口遷移率從2019年的接近於零，躍升至2023年的0.35%以上，並一直保持穩定。

人們正在遷徙。不是如潮水般湧來，而是悄無聲息地、有條不紊地遷往更小的地方，節奏更慢，空間更寬敞的地方。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過著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目前，美國有18萬到75萬戶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過著脫離電網的生活——他們自己發電、自己種糧食、自己管理水資源。總部位於維珍尼亞州的美國自給自足者協會（Homesteaders of America）2023年對近4,000名成員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之一的人是在過去三年內開始這種生活方式的。

這些人並非在農場長大。他們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也稱為Y世代/Gen Y，指約1981年至1996年間出生的群體，是伴隨電腦和互聯網高速發展成長的一代）和更年輕的成年人，他們審視了自己繼承的體制：節奏匆忙、環境嘈雜、屏幕主導一切，並選擇建立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種行為有一個專門的詞來形容，但它不是反叛（rebellion）。

美國記者Rod Dreher稱之為「本篤模式」（Benedict Option），取名源自古羅馬天主教隱修士聖本篤（St. Benedict，480—547年）。五世紀，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之際，聖本篤並沒有與混亂對抗，而是建造了修道院。這些小型、有意識的社群，讓人們能夠按照節奏、修行和覺知生活，與周圍的混亂隔絕開來，從而真正地做回自己。我曾聽過許多千禧一代的朋友分享過類似的願景：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一個定製的社群裏，遵循著比大城市附近任何地方都更加嚴格的社會和精神規範。

我認為Dreher的觀點並非主張要拋棄這個世界。他的核心思想在於：若未先在內在建構根基，便無法從外部拯救這個世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一個空的杯子中向外倒水，也無法修復我們先前並未保存的東西。這不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而是「自下而上」（ground-up）或「從根到雲」（roots-to-clouds）的實踐之道。

美國政治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2024年）曾著述他所謂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歷史上人們以那些悄無聲息、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反抗那些威脅要吞噬他們的體制。他們並非通過聲勢浩大、引人注目的抗議活動，而是通過一場潤物無聲的革命，這場革命脫離了當下大眾群體盲從的模式。他們通過實踐、持續參與，通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而無形的點滴行動，讓更宏大的事務得以延續變革。

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是弱者的武器。刪除我們的社交帳號是弱者的武器。搬到一個只有3,000人的小鎮，然後開始種菜，這是弱者的武器。選擇不參與爭論亦是弱者的武器。這些都不會成為頭條新聞。但它們都奏效了。

德國當代社會學家Hartmut Rosa花費數十年時間研究他所謂的「社會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現代社會要求我們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行動、生產和消費。他的研究得出結論：加速最終會摧毀它本應增強的東西——文化共鳴。文化共鳴（cultural resonance）是指感受與自身生活、人際關係及周遭環境建立真正聯繫的能力。簡而言之，就是如何你如何優化周圍的一切，最終卻仍然感到內心空虛。這聽起來是不是似曾相識？

當代韓裔德國哲學家Byung-Chul Han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將現代人描述為「成就主體」（achievement subject）——就像他們已經內化了必須時刻保持高效、追求卓越、創造價值的要求。成就主體並非因受壓迫而精疲力竭，而是因試圖成為體制要求的一切而疲憊不堪。這種疲憊並非來自外部，而是自我產生的。

讓我頗感興趣的是，那些離開社交媒體、搬到小鎮、過著自給自足生活的人，並沒有讀過羅薩或韓炳哲的作品。他們不需要讀。他們能感受到。他們能感受到那種倦怠感（burnout）。這是一場存在論的、精神的和形而上的危機，甚至在它尚未顯現於社會層面之前就已經存在。人們能感受到以某種速度生活所帶來的空虛感。他們選擇——出於本能，出於身體的感受——放慢腳步。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精神上的警示燈，有些人反應更快，它要求我們做出改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種選擇是有名字的，但我現在還不確定是否有必要給它命名。但它確實存在，並且默默地抵抗著那些導致靈魂疾病的社會文化模式。

當然，我並非在提出「反科技」（anti-technology）的論點。我認為事到如今，我們已無法走回頭路。這甚至不見得與政治相關，儘管那些凡事都要政治化的人肯定會這樣解讀。這是一種比政治更沉靜、也更持久的東西：它是人類面對一個加速到已經超越意義極限的世界時，一種古老而反覆出現的反應：去創造一些能夠長久維繫的東西。

這個答案存在於一個花園內，一個家庭活動裏，一次信仰實踐中，一個鄰里之間彼此熟識的社區中。存在於一個沒有屏幕的早晨，一頓親手烹製的飯菜，一個不受任何算法支配的星期天。甚至可能是存在於一個 Facebook社團中或Reddit討論串內——這類如同（在科技體制內植入人性、建立具備真實情感小圈子的）「特洛伊木馬」般的存在中。

從歷史宏觀意義上講，這些並非激進之舉，而是最平凡無奇的舉動。正因如此，它們才奏效。混亂無法觸及它看不見的事物，而最悄無聲息的革命往往才是最持久的。

我的生命中總有那麼一個人，每次出現都註定會引發一場鬧劇。每次我都直接拉黑他，然後繼續過我的生活。因為我不認為以牙還牙就能解決問題。我們可以稱之為消極（passivity）或智慧（wisdom），或者任何你冠以的詞彙。但我相信，在我們當中有千百萬人注意到了同樣情況的大規模發生，而當他們採取行動時，只有那些有眼光的人才能注意到。

那些遷居小鎮的年輕人並非拒絕未來，而是在塑造未來。這些自耕農並非逃離現代文明，而是在構建一種能夠維繫人類生活而非危害人類生活的文明。那些刪除社交媒體的Z世代年輕人並非科技恐懼症患者（technophobe），他們是第一代在科技時代成長起來，並睜開雙眼意識到更美好未來的一代。

他們不是叛亂份子，而是沉默的革命者。所以問題來了，這不是反問句：如果沒有人監督，你會追求甚麼？

這不是那些會爆紅的內容，也不是那些能獲得點讚、關注或來自社交媒體認可的內容。如果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是它是否真的能讓你的生活——以及你身邊最親近的人的生活更加完整和充實，那麼你會追求甚麼？

我相信，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我們國家的小鎮、農舍、寧靜的清晨和被刪除的應用程式裏。人們正在回答這個問題。只是他們沒有大聲疾呼，沒有公開表態，也沒有以任何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出來。

整個過程悄無聲息，堅持不懈。一次一個自然而然的、不易察覺的選擇。而這，或許正是當下美國正在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作者簡介：

羅科‧紐金特（Rocco Nugent）是一位藝術家、企業家、教師、創意總監，也是一位新晉父親，他致力於幫助他人活得更有目標、更有勇氣。作為一家創意健康工作室的創辦人，他秉持著一個使命：消除人們的「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簡稱FOMO），並激勵他們作出自己希望看到的改變。

原文：Silent Revolution: Why Millions Now Look to Leave Social Medi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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