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篇談的是貨幣結算分流與制度性貿易扭曲。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其實是全球經濟秩序重整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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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重整
關稅並非單純的保護主義，而是近年各國用來修正過去三十年全球化失衡的一種政策工具。當市場制度本身不對等時，一味強調自由貿易反而可能放大競爭的不公平。
提高關稅的本質，是把地緣政治風險與制度差異重新納入價格考量。疫情與戰爭已顯示，最低成本並不等於最安全；當既有全球化規則出現漏洞卻難以修補時，透過關稅、重新談判貿易制度以及調整產業分工，便成為重塑經濟秩序的一種手段。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是對抗措施，更反映出全球經濟格局正在進入調整與重組的階段。
「傳統地緣政治」的回歸
當美軍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斬首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與軍事打擊後，再次顯示全球政治正在回到更傳統的安全框架。同時也不難發現，這些遭受打擊的國家，多數是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體制運作下，因治理失當而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雖然擁有高收入的石油，但卻無法藉由石油收入改變經濟結構。
據報道，中共投資委內瑞拉600億美元以「石油換貸款」為投資項目（約4,198億人民幣），中共伊朗雙方曾提出總額高達4,000億美元（約3,000億英鎊）的長期合作框架，交易項目為伊朗須維持穩定提供石油給中共。
不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都與中共長期保持戰略合作的盟友關係。尤其伊朗，從能源合作、軍事技術交流，到避開美元體系的金融安排，兩者在多個層面都存在深度連結。
因此，美國對伊朗的壓制，其意義並不僅止於中東局勢，更涉及對另一條「制度聯盟」的牽制。
當一部份國家試圖透過非美元結算、能源聯盟與政治結盟建立新的經濟網絡時，地緣政治衝突便不可避免地與金融體系競爭交織在一起。
大風吹之下的新平衡
從貨幣結算體系與世界貿易規則中，不難發現中共長期試圖在既有秩序之外建立自己的戰略網絡。透過貨幣結算體系的運作與貿易往來的槓桿，中共逐步與部份國家形成結盟，例如俄羅斯與伊朗等國。
當一些國家被排除於SWIFT體系之外，便開始透過替代結算系統與中共的CIPS建立交易網絡。無論是中俄能源交易、伊朗石油結算，還是各種非美元的貿易安排，都顯示出另一條金融與貿易路徑正在形成。
同時，中共也多次運用經濟手段作為政治工具，例如在政治爭議期間限制赴日旅遊、對部分國家如加拿大的農產品實施貿易限制，或透過投資與訂單影響外交關係，例如洪都拉斯與台灣斷交等案例。
中共的野心是想要以市場與訂單作為外交壓力，甚至透過產業交換與資源交易影響它國政策。其目標並非維護既有國際貿易規則，而是試圖建立一套由自身主導的新秩序。
重組的起點？
當金融工具成為戰略工具，全球格局逐步浮現新的區隔與分化。供應鏈體系開始出現明顯的陣營化輪廓，金融與供應鏈出現分流趨勢，世界經濟或許正走向「兩套體系並存」的新型態。
這不是簡單的東西對抗，而是兩種經濟哲學的分歧：一種強調市場透明與法治框架；另一種則以國家力量主導經濟資源。全球化的結構可能成為過去式。
當舊有的全球化框架已無法容納制度差異，調整就必然顯得劇烈。特朗普提高關稅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它打破了過去三十年「自由貿易即唯一答案」的信仰。
大風吹之下，沒有國家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企業必須重新評估供應鏈風險，投資者必須重新思慮世界的走勢，而政府則需要在效率與安全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赤馬紅羊年的預言或許只是象徵，但金融分流與產業重組卻真實發生。震盪未必意味秩序崩壞，更多時候或許是舊格局鬆動、新秩序誕生的前奏。不妨靜觀其變。（全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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