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必皇后和皇太子真金先後去世，讓忽必烈悲痛不已，他的健康也嚴重受損。
公元 1293 年，忽必烈終於病倒了，雖然御醫們為他百般調治，但病卻未見好，反而越來越重。因為重病，他與大臣們的朝堂議政也免去了。按照規定，此時除非蒙古人和昔日有功之臣不得進入寢宮探視。不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不忽木。
不忽木，是忽必烈侍從燕真的兒子。年輕時就英俊不凡，曾拜太子贊善王恂為師，後隨王恂北征，又拜許衡為師。許衡編纂歷代帝王諡名、帝系、歲年等書為教授學生，不忽木讀數遍即可背誦。可以說，他漢化較深，重視儒學。
不忽木16 歲時摘錄《貞觀政要》中數十事進呈忽必烈。比如，他建議因朝中蒙古人做官的不多，若要多培養蒙古族人才、使他們通曉漢人的制度，必須像古代那樣各地多設學校等。
忽必烈知其意（乃藉此規諫），看了呈文後讚歎不已，並對不忽木委以重任。不忽木先後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提刑按察使、參議中書省事、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平章政事等。他謹慎厚道、不好奢華，深得皇帝信任，被視為肱股之臣。
因此，忽必烈生病期間，不忽木寸步不離守在身邊，負責皇帝醫藥、陪他聊天。忽必烈臨終前，贈予他一塊白璧，說：「他日持此以見朕。」贈予白璧，既是對不忽木完美品行的肯定，也是希望他在輔佐下一任皇帝時依舊保持白璧無瑕的品格。
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294 年2 月18 日），在位35年的忽必烈在大都病逝，享年80 歲，廟號世祖，諡號「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尊稱「薛禪（意為賢者）皇帝」。其後葬於漠北起輦谷祖陵。根據蒙古安葬的習俗，後人無法找到其埋葬地，其他蒙古大汗也是如此。
《元史·祭祀志》記載了元朝皇帝的神秘葬法。
皇帝死後，選一整根香楠木，從中間劈開，然後掏出一個人形槽，大小以能容入一個人為宜。掏好之後，把皇帝放到槽裏，將原木合攏，外用四條黃金箍紮牢。運到墓地之後，開始挖墓坑。挖坑時是整塊取土，取出來後按次序排列一旁，把棺木放到坑裏後，再把取出來的土塊按次序放回，剩下的土扔到遠處，看上去就和甚麼也沒埋一樣，地貌一點沒變。
送葬官只留三名，住在五里之外，守陵三年後返回。蒙元皇帝如此埋葬，自然沒有人找得到他們的墳墓。
忽必烈駕崩後，凡出殯、祭奠、定廟號等事，皆由不忽木主持。太子真金的兒子鐵穆耳繼承大位，是為成宗。成宗即位後，朝中大事也多採納不忽木的意見，太后也把不忽木當作先朝舊臣，十分尊重。
世人崇敬 讚頌賢君
忽必烈身後得到了世人很高的評價。大臣王構在《世祖皇帝諡冊文》中讚其「役用眾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
「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
「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
剛直不阿的諫臣王惲在八首《大行皇帝輓辭》中，歌頌忽必烈的功績：將其比作與堯帝、禹帝一樣的賢君。詩中寫道：「論治方堯禹，求賢到釣耕。民區無二上，廟算有奇兵。萬寓風煙靜，中天曰月明。小臣思頌德，終了是強名。」
曾受到忽必烈器重的大儒郝經認為：「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仁宗對忽必烈非常崇拜，以忽必烈之法為法，他曾經下詔說：「 唯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
元順帝亦曾說：「唯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為此，他還將年號改為忽必烈曾使用的年號「至元」。
《元史》作者對忽必烈的評價是：「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其中「以夏變夷」就是用漢法改變蒙古法。《元史》作者還將忽必烈時期與漢初相比，認為當時「良吏班班可見」，社會風氣很正。
明太祖朱元璋則說：「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
「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於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
「唯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清朝康熙年間的大臣邵遠平在編撰的《元史類編》中亦給予高度評價，稱忽必烈「遂辟雄圖，混一中外；德威所指，無遠弗屆；建號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敗；英明克斷，用無祗悔。」
《新元史》亦將忽必烈的政績堪比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和「致治之隆，庶幾貞觀。」
而在馬可·波羅的眼中，忽必烈是「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為人類始祖亞當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
伊兒汗國史學家瓦撒夫（Wassaf）亦認為羅馬的凱撒等世界著名君主都無法與忽必烈相比，他讚美其是千古一帝。他寫道：「自我國 (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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