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史蒂格勒赴愛荷華州立學院開展其專業生涯，這是他在芝加哥大學教授們所知道的兩個可應徵的教職之一，另一個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由於瓊斯沒去任教，史蒂格勒才有機會去。如上文提過的，瓊斯是史蒂格勒的同班同學，是選擇奈特當指導教授的四位學生之一。他是一個頭腦清楚，意志堅定的經濟學家，在華府任職一段長時間，之後在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建立一個貨幣經濟學中心。史蒂格勒曾跟瓊斯說，如果當初瓊斯接下愛荷華州立學院教職，那他就可能成為西雅圖的房地產經紀商。

愛荷華學院初體驗

愛荷華州立學院支付史蒂格勒年薪三千三百美元，一個禮拜教十二小時的課，此種待遇對當時的史蒂格勒來說，是相當優渥的。不過，與五十年後相較，一周十二小時的課卻是繁重的，但對一個非學術界的人而言，簡直是太輕鬆了，史蒂格勒的岳父就說「已經得到小偷的證照了！」

史蒂格勒教授的第一堂課是「經濟學原理」，這可說是全世界的慣例，菜鳥經濟系老師擔當入門基礎課。不過這也受到很熱烈議論，因為經濟學原理很不好教，由浸淫多年經驗豐富的老資格教授擔任較合適。史蒂格勒小心翼翼地準備了十二個禮拜全部課程上半部內容的綱要，第一堂課只進行四十五分鐘，他就覺得已經講完了手中的筆記，在狼狽中撐完第一堂課，並曾擔心剩下的學期要怎麼辦？當然他很快地化解了。

史蒂格勒在愛荷華學院經濟系教課時的系主任是舒爾茲（T.W. Schultz, 1902~1998，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之一），自1934年起，舒爾茲就擔任該校經濟和社會學系主任，之後轉赴芝加哥大學任教。1946至1961年出任經濟學系主任，由於在農業經濟、教育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傑出先驅性研究和貢獻，於1979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艾姆斯（Ames，愛荷華學院所在地），史蒂格勒教了好幾位傑出學生，其中之一強森（D. Gale Johnson, 1916~2003），後來曾擔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和芝大副校長，而且是非常傑出的農業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都有開創性和重要貢獻。他也是中共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而鼎鼎大名的林毅夫是在台灣宜蘭縣出生長大，並在台大農工系肄業，1978年獲得台灣政治大學企管所碩士，當兵期間（1979年5月16日）自金門馬山駐地游泳叛逃至中國廈門，1982年獲北大經濟系政經專業碩士，隨即赴美國芝大經濟系攻讀博士，1986年在強森教授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次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隨即返回中國，1987-90年擔任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90-93年改任該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年起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5月擔任世界銀行行政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是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

明尼蘇達大學教學

1938年史蒂格勒取得芝大博士學位，該年春天，在一個經濟學家會議裏，明尼蘇達大學的戈佛（F. B. Garver）教授當面邀史蒂格勒至明大任教。史蒂格勒隨即赴明尼蘇達大學擔任副教授，1945~1946學年升為教授，他在明大一直待到1946年。不過，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留職離開過三年，先是到「國民經濟研究中心」（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再到設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早期「作業研究」團體，叫做「統計研究群」（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參與研究服務。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友善愉悅氛圍環境裏，史蒂格勒和好朋友弗利曼（1912~2006，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用一間研究室。他倆在芝大當研究生時就是好朋友，合用研究室後更親密、交情更深，直到1991年史蒂格勒離世，兩個人都保持友誼，兩個人都是生活呼吸和睡眠都與經濟學結為一體的人。他倆共同在明尼蘇達大學只共事一年，1946年就各奔布朗大學（史蒂格勒）和芝加哥大學（弗利曼）。

在明大這一年，兩個人合寫了一本抨擊房租管制的小書，書名是《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這是略帶嘲諷的話語，意味著在我們頭頂上的屋頂（roofs，真實的意涵是「保護」，因屋頂可遮風避雨，也是有房住之意），或房租的上限（Ceilings, 天花板）之間，我們可以有選擇，也就是說「你要有房子住呢？還是要限樓價（租）？」頭一個字可直譯為「屋頂」，第二個字卻不是指「天花板」，而是「房租的高限」，因為美國在二戰期間要管制物價，為每一物品訂一最高價限制之，此一高價最高只能到天花板一樣的高度，不能再高了，這一限定的最高價就稱為ceiling，可直譯為「限價」。這個書名是史蒂格勒取的，顯示他一向幽默、喜愛反諷的風格。

美國從1943年開始實施物價管制，包括房租管制在內，直到1946年九月經濟教育基金會把他倆這本小冊子收入《當前問題文集》第一卷第二號出版時，房租管制仍然存在。這個書名的確受到矚目且引起熱議，基金會把該書的濃縮版提供給全國不動產協會聯合會，該會在發動反對房租管制運動時，將它印刷約五十萬冊。這本小書讓史蒂格勒和弗利曼初嚐公眾爭議的滋味。班斯（Robert Bangs）在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寫了一篇不友善的評論，把這本文字精美、推理嚴謹、大受歡迎的小冊子稱為「政治文章」，抨擊說：「署名的經濟學家如此信口雌黃，對他們的專業絕對無益。」另有一位不友善的記者撰文說：「如果你們的學生讀完這本小冊子，仍然尊重你們的意見，我真要為他們（而非你們）覺得抱憾。」

不過，房租管制不管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或其它地方實施，都產生史蒂格勒和弗利曼預見的破壞效果。因而他們那本小冊子洛陽紙貴，一再重印再版。

關於邀請史蒂格勒到明大任教的戈佛，史蒂格勒認為是個能力頗強的經濟學家，但缺乏自信，他會自問：「如果我把自己關於這個主題的想法寫出來，我的文章會像馬夏爾（A. Marshall）的作品那樣有深度嗎？」就算史蒂格勒告訴他，以這種尺度來決定刊登與否，那麼任何領域的刊物恐怕都不存在了，也沒辦法改變他的態度。

1946年春天，史蒂格勒接到芝加哥大學「擬聘為正教授」的通知，當然非常高興。不過，聘書要在面試後，經行政核心通過才能發。史蒂格勒去了芝加哥大學，見到校長柯威爾（Ernest Cowell），因為那一天教務長哈金斯生病了。結果是：史蒂格勒被否決了！柯威爾校長說他太偏向實證了，而史蒂格勒也承認他在那一天確實是那樣。巧的是，該正教授的職位竟然給了他的好朋友弗利曼。而弗利曼在芝大經濟學系發展出舉世知名的「芝加哥學派」。史蒂格勒就說是他和柯威爾校長一起發動了芝加哥學派，因為他們兩人對弗利曼任教芝大都有貢獻。不過史蒂格勒說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柯威爾校長並不諒解。

據史蒂格勒兒子史蒂芬（Stephen）的分析，照理柯威爾校長不可能推翻經濟學系的要求，除非系中最有權威人物反對。當時有個由一群經濟計量學家組成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設在芝大經濟學系，此一委員會很重視以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其中有位重要人物名為馬夏克（Jacob Marshak），他是該委員會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他認為史蒂格勒不夠數理化，不足以擔任教授職務。

既然芝大不聘任，史蒂格勒就轉而到布朗大學任教，該校當時是由瑞史東（Henry Wriston）極為優秀的領導之下。史蒂格勒在該校和其老友史托茲（Merton P. Stoltz）度過一年的快樂時光，之後就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年。

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年

1947年，史蒂格勒轉職到哥倫比亞大學，當時的他感到好像加入了一所真正的大學，但他覺得在哥大十年中，哥大並沒有大進步。他到校不久，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就任哥大校長。史蒂格勒指出，安排艾森豪當哥大校長，事後證明對艾森豪本人和哥大都是不明智的。因為艾森豪對學術沒興趣，對軍事較熱衷，他將時間用於研讀軍事體繫上，也為下一個事業生涯做準備，後來成為美國總統。

史蒂格勒並不認為校長和董事會是一個大規模大學改變的主因，他們是可以助長或阻礙改變，但主要的控制力量還是教授群。若教授們極想追求高水準，就能達成高水準；如果他們一點也不關心質素，就只會維持平庸水準。事實上，校長極少有「直接」權力。

史蒂格勒認為哥大是一間偉大的大學，而且擁有堅強領域的經濟學教授群。史蒂格勒到哥大，主要是由伯恩斯（Arthur F. Burns）促成的，伯恩斯後來到華府當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而且當得有聲有色，之後又擔任駐西德大使。伯恩斯的能力很強，個人魅力十足，在學術上自律極嚴。據說伯恩斯在哥大接受博士口試時，被問說若身為財政部長，在面對擠提那樣可怕的財政困境、銀行資金不足，以及全面性的財政災難時，該怎麼辦？伯恩斯回答說，他將會從哥大敦請一位年輕、聰明、紅頭髮的經濟學家（指的是提問的教授）來處理這些問題。這個回答雖惹毛了那位教授，但其他在場的口試委員卻覺得非常有趣。伯恩斯擔任聯準會主席時表現優異，史蒂格勒的一位朋友就說，伯恩斯的表現就像是把一隻手綁在身後，卻仍能贏過華府的任何經濟學家，史蒂格勒也很認同他朋友的評價。伯恩斯的口才非常好，對於很多人和很多課題都有新創觀點。他講話時故意豪放，跟寫作時句斟字酌完全不同。據說很多國民經濟研究中心（NBER）的職員，都曾因順道去和伯恩斯聊了一下，因而錯過吃晚餐。

在哥大，史蒂格勒還有一些傑出的同事。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維克瑞（William Vickey, 1914~1996）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政府租稅和公用事業定價兩個層面，有豐富的開創性觀念及應用，使人類對保險與信用市場、賦稅制度、競爭條件，甚至公司內部組織等等的全面經濟活動，都有較佳的理解，他在拍賣理論上也有卓越成就。除了維克瑞外，當時史蒂格勒的哥大同事還有專長國際貿易的納克史（Ragnar Nurkse）、公共行政方面的夏普（Carl Shoup）、公共事業方面的波布萊特（James Bonbright）、經濟統計方面的密耳斯（Frederick Mills）、經濟史方面的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以及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竇夫曼（Joseph Dorfman）。史蒂格勒自己教授的是經濟理論、歐洲的經濟思想史，以及產業組織。

回歸芝加哥大學

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到1958年，史蒂格勒就回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服務，可說是回到他所歸屬的學園，因為在智識上，他無疑地長久以來就是它的一員。上文已提過，在1946年春天，史蒂格勒就有機會回芝大任教，但陰錯陽差下被弗利曼取代了，這對史蒂格勒造成深重的打擊。由之後他數度拒絕芝大延攬的事實可充份得知，史蒂格勒不是針對弗利曼，而是對芝大當局不諒解。

1958年史蒂格勒為何會答允回歸芝大呢？因為那是他的好友瓦列斯當芝大商學院長所提出的邀請，而且該職位相當優渥。那就是渥爾葛林（Charles R. Walgreen）講座教授，該職位的起源是這樣的：1936年老渥爾葛林先生為其在芝大就學的姪女辦休學，並且控告芝大教自由戀愛和共產主義之類的理論。這項消息被《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炒熱，伊利諾州的州議會就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證明芝大清白，渥爾葛林先生為了表示歉意並相信芝大無辜，乃贈送五十萬美元給芝大設立特別講座。二十年後，史蒂格勒就是頭一個獲得該獎座殊榮者，年薪兩萬五千美元，在當時經濟學界是非常耀人的數字。史蒂格勒同時兼教經濟學系與商學院，他非常滿意這樣的安排，因為經濟學系和商學院的教授都擁有不平凡的特質與知識。

史蒂格勒回歸芝大之後，終其一生未再他就，和其他傑出同僚奠定「芝加哥學派」的鼎盛時代。他認為芝大是最好的大學，雖然到1992年時就一百年了，卻奇蹟似地持續年輕和熱情。就是因為還有追求知識的浪漫承諾，才不太顯現稚氣，也或許因為如此，才會經常有重大的新知識出現。芝大的友愛氣氛頗為濃厚，即使同事們的工作不太相關，仍然會分享彼此的問題，大家都仔細閱讀論文初稿，且提出建設性批評，而作者也會同等回饋。有一位有名的經濟學家告訴史蒂格勒說：「離開芝大以前，我從不知道教授也會寂寞。」而史蒂格勒表示感同身受，他認為芝大這種允諾研究的延續力是少有的，更可敬的是，芝大許許多多的教授群長期都如此，而且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種風氣會自我強化。被這種學術氣氛和程度吸引的學者，就是那些會加入芝大教授陣容的人。當史蒂格勒從哥大回到芝大時，芝大並不以年資替代研究成果，對史蒂格勒是有利的。

對於像芝大這樣人文薈萃的地方，史蒂格勒覺得是不常見，甚至是反常的。他指出，倫敦經濟學院掌控了1930年代的潮流，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系，在薩繆爾遜時代也在研究上有過同樣的情況。史蒂格勒認為，好的溝通在偉大的大學是必須的，他相信極佳的溝通體系是芝大在1960年代後期，在其他多數大學頻傳暴動時，仍能維持校園安寧的主因。因為教授們團結支持學校開除頗多的野蠻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準備用暴力壓抑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的傳統價值，以達成他們強硬的要求。不過，史蒂格勒認為這些年輕人的罪惡比許多學者來的輕，那些學者一面批評高壓手段，一面卻公開同情學生把大學政治化的慾望。如果沒有這些學者廣泛的同情，學生運動將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而且不會在校園裏留下政黨意識。（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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