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在北京一條擁擠的街道上，一名中國男子走近我，用普通話問我是否是美籍華人。我當時正在和外籍朋友講英文。在我點頭之後，他改用英語大吼道，滾回你他媽來的地方去！」

這是美籍華人王思琳在CNN網站上講述的親身遭遇。她說：「這些刺耳的話對生活在美國的亞裔來說再熟悉不過了，但在中國聽到有人如此對我大喊大叫，我感到很震驚。」

當下，她笑了：「作為一名美籍華人，現在有人告訴我要離開一個國家去另一個國家。那一刻我意識到，無論我去哪裏，我永遠都是外國人。我出生和成長在美國，但過去幾年，我住在北京、香港，現在住在日本——我周圍大多數人都長得跟我差不多，他們以為我是本地人。起初，這讓我有一種難以解釋的歸屬感，這是我在美國從未感受到的。」

在美國，每當有人問她：「你來自哪裏？」時，她的回答總是讓對方不夠滿意。當她說美國時，對方幾乎總是會問：「但你到底來自哪裏？」

無數次，她被問到為甚麼能「不帶口音」地說英語。

陌生人總是本能地認為她的性格是溫柔順從的，因為她是亞裔。

隨著中美緊張局勢加劇，她在中國也因為是美國人而遭到敵意。中國官方媒體煽動反美民族主義，稱美國為「世界敵人」。與此同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在美國，大約九成成年人認為中（共）國是競爭對手或敵人。

下面是她的自述故事。

在美國

在我出生前，父母從中國移民到美國攻讀研究生。後來，在中國務農的祖父母來到美國照顧我和姐姐，他們把中國的生活方式融入我們美國郊區的家中，他們把我們的後院變成了菜園，用親手種植的蔬果做餃子和其它中國美食。

我的祖父母從未有機會上學。他們自學了中文讀寫，並自豪地將他們的知識傳授給孫輩，中文成了我的第一語言。

當我開始上學前班時，我幾乎不會說英語。我的母親為我濃重的中國口音而憂心，所以我們開始在家裏更多地說英語。從那時起，我越來越意識到我的「中國身份」。

到了小學，我要求父母不要再打包中餐當我的午飯。我只想吃花生醬果凍三明治，因為我曾因為把棕色的茶葉蛋（我最喜歡的食物之一）帶到課堂而被取笑，其他孩子認為它們已經腐爛了。

這樣的時刻讓我渴望自己被視為真正的美國人。我的家人、他們的傳統以及社區中其他亞裔美國人，都是我所了解的美國——一個文化大熔爐——的一部份。

去中國

事實上，中國才是讓我感覺陌生的地方。每年夏天放假去中國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是個遊客，而內心深處，我也希望得到這樣的待遇。我為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自豪。

每次去中國，我都會更多地了解我的家族歷史，見證中國的快速變化。

首先，我們會去我父親在鄉下的村莊，他會帶我和姐姐參觀他曾經的家——一座小土房。他經常告訴我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祖母每天要用大量水沖稀僅有的一碗粥，才能餵飽家裏的六口人。

然後，我們會去湖北看望我母親的家人。我們十幾個人擠在一張小桌子周圍，吃著芝麻麵，而我母親的家人則會講述各自的創傷記憶：政治迫害、自殺、貧困、遭受壓迫等。

對我和姐姐來說，這些都是寓言，而我們從中得出的教訓只有一個：我們應該慶幸自己出生在美國——一個自由、寬容、富裕的社會。

近些年來，我開始注意到，我的中國親戚的生活與我們美國鄉下的生活，差距越來越小。我父親家鄉的村民逐漸有了電、自來水、汽車和電話。我城裏的表兄弟不再想要美國的衣服作為禮物，他們更喜歡中國的款式。事實上，我們從美國帶回去的物質財富幾乎沒有他們在中國找不到的。

然而，隨著他們物質生活質素的提高，他們獲取訊息的渠道卻越來越差，因為中國政府加強了對互聯網的控制和審查。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他們讀到的新聞與我的越來越不一樣。

夾縫間

2019年12月，疫情爆發時，我住在北京，作為一名美國記者，報道湖北省一種神秘的新型肺炎病例。

我的表妹是一名護士，在武漢附近的疫情爆發地前線工作。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她因為長時間工作，沒有足夠的防護設備，與剛出生的兒子和家人分離而感到焦慮。我的其他親戚被當局封城，面臨著疫情引起的恐懼和不安。我們家的一位密友因感染COVID-19在武漢去世。

當疫情蔓延到美國時，我媽媽確信這種病毒比當時大多數人認為的要致命得多，她擔心自己會因為「感染COVID-19的中國女士」而受到歧視。與此同時，我的亞裔美國朋友告訴我，他們因為「把病毒帶到美國」而被人吐口水、在街上被人大喊大叫，甚至在餐館裏被人謾罵。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國是美國「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因為它是唯一一個有足夠實力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的國家。

與此同時，自2010年以來，中國一直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現在，美國領導層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有效地對抗北京，同時又加劇國內對長相像中國人的歧視。這意味著要向公眾明確區分中國共產黨、中國14億人民和全球數百萬華裔。

「自從亞裔來到美國以後，我們就一直被視為外來者」，前白宮內閣秘書長盧沛寧說：「你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中國鐵路工人，二戰期間的日裔美國人，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及1980年代與日本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之時。」

當我看到世界兩大經濟體領導人之間的對話淪為爭吵時，我不禁想到所有因無法控制的地緣政治爭端而處境尷尬的亞裔美國人。

我也想到年輕時的我，當時我只想被接受為美國人。當她知道即使在今天，無論她走到哪裏，她都會被視為「他人」時，她會感到多麼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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