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經濟（wartime economy）不再是需要設想的未來情景，它已經來臨。本周，隨著美軍對伊朗發動美國總統特朗普領導的政府所稱的「史詩之怒」（Epic Fury）軍事行動，問題不再是戰爭是否會影響市場和整體經濟，而是衝突及其造成的破壞究竟會有多嚴重、持續多久。

歷史已經給出了清晰明確的結論：戰爭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沒有例外。無論是二戰（World War II，1939—1945年）、韓戰（Korea War，1950—1953年）還是越南戰爭（Vietnam War，1955—1975年），其經濟模式都如出一轍：資源從民用生產轉向軍工生產，通過舉債和印鈔來彌補赤字支出，最終實施價格管制以暫時抑制通貨膨脹，但是無法從根本上遏制通脹，而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則不可避免地要為此付出代價，購買力下降。

二戰期間，美國聯邦政府的國防開支從1940年佔GDP的約1.6%飆升至1944年的40%以上。非軍用汽車生產被迫停止。鋼鐵、橡膠和鋁實行配給制。價格管制抑制了官方的通貨膨脹數據，但是黑市卻蓬勃發展，戰爭的真正代價只是被延後，而非避免。到戰爭結束時，聯邦債務佔GDP的比重已從44%攀升至119%以上。

越南戰爭則講述了一個更加發人深省的故事。時任美國總統林登莊遜（Lyndon Johnson，1908—1973年）實行的「槍炮與黃油」（guns and butter）戰略——拒絕增稅以支付戰爭費用，同時卻大力推進「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引發了席捲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螺旋。真正的代價在最後一批士兵返回家園很久之後才最終顯現。

當前形勢尤其危險，因為美國是在財政狀況極其脆弱的情況下捲入這場衝突的。聯邦債務已高達約38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130%。每年的利息支出超過1萬億美元。與1941年美國以較低的債務水平和一定的迴旋餘地加入二戰不同，如今我們卻在原本就難以為繼的資產負債表上不斷增加新的戰時開支。

在第一顆炸彈落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之前，軍費開支的激增就已經開始。特朗普政府2026財年的國防預算申請額為1.01萬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3.4%。國會通過預算協調機制，額外批准了1,50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這些並非緊急追加撥款，而是向戰時狀態進行深思熟慮的結構性轉變。

在大西洋彼岸，北約（NATO）盟國承諾到2035年將國防開支佔GDP的5%，是其長期以來2%指導方針的兩倍多。2014年，只有三個北約成員國達到了這個標準。如今，所有32個成員國都達到了。長期以來以財政緊縮著稱的德國修改了憲法，允許以債務融資的方式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1%以上，這將在未來十年釋放約5,000億歐元的額外軍事能力。波蘭的軍費開支已經佔到GDP的4.5%。僅在2024年，歐洲的國防投資就增長了42%。

在某種程度上，金融市場早已預料到這種情況。那些及早注意到這些訊號的投資者獲得了豐厚的回報。自2025年4月以來，國防科技股的回報率高達72.8%，約為同期標普500指數（S&P 500）升幅的兩倍。過去一年，黃金價格上漲了約83%。自襲擊德黑蘭事件發生以來，油價已上漲超過15%。航空公司股票遭到拋售，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股價下跌了2%至4%。而國防承包商的股價則上漲了3%至6%。

如同自1973年以來每次中東衝突一樣，霍爾木茲海峽仍然是此次衝突的關鍵變數。每天約有1,300萬桶原油經由這條狹窄的水道運輸，佔全球原油消費量的20%，以及全球海運原油流量的近三分之一。伊朗位於霍爾木茲海峽北部，並威脅要關閉海峽，但是伊朗海軍實力大減，這將限制其關閉的可能性。即使如此，一旦海峽關閉，其經濟後果仍將波及全球經濟的各個角落。

美國股市指數正在下跌，但是尚未因恐慌情緒而暴跌，這表明投資者預期衝突將是一場短暫且可控的衝突。華爾街的共識就是，地緣政治事件無論多麼劇烈，都很少會長期影響企業盈利。儘管特朗普政府和許多評論員預計此次衝突將是短暫的——例如，「一到三周，最多兩個月」——但是類似的預測在以往持續數年的戰爭中已被反覆證明是錯誤的，例如伊拉克戰爭（Iraq War，2003—2011年）和阿富汗戰爭（Afghanistan War，2001—2021年）等。

這種共識或許對伊朗局勢本身是正確的，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對大局的把握是錯誤的。黃金的異常上漲並非主要源於伊朗，而是源於主權債務、貨幣貶值以及全球對自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1913—1994年）關閉黃金窗口以來支撐美國經濟霸權的法定貨幣體系日益喪失信心。世界各國央行一直在悄然持續地增持黃金，並非出於對波斯灣短暫衝突的擔憂，而是出於對數十年來赤字支出、貨幣增發和制裁武器化等對美元長期信譽造成的損害的擔憂。伊朗衝突只是加速了這個趨勢，而其根源實際上早已埋下。

對於在當前環境下投資的投資者而言，歷史模式雖不完美，但仍具有借鑑意義。持續的戰爭狀態有利於國防和航太、能源生產商、貴金屬、重工業以及部份航運公司等。而消費類股、航空公司、高估值科技股，以及任何對能源成本上漲、利率上升或風險偏好收緊較為敏感的板塊則會受到衝擊。醫療保健和公用事業板塊往往能起到防禦作用。債券市場也發出了一個顯著的訊號：美國國債收益率並未像傳統避險資產那樣暴跌，這表明投資者更擔心這場衝突帶來的通脹影響，而非追求長期債券的相對安全性。

歷史的教訓令人警醒。戰爭終會結束，而通貨膨脹一旦爆發，就很難控制。美國歷史上每一次重大衝突之後，都伴隨著通貨膨脹的餘波——有時會延遲數年，但從未徹底擺脫。越戰真正的通貨膨脹直到1970年代才顯現。我們至今仍在承受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時期赤字支出帶來的後果，雖然赤字總額已不再超過6萬億美元，已「正常化」保持在2萬億美元左右。在財政狀況本已脆弱的情況下，再增加在中東的持續軍事行動，這絕非穩定物價的良方。

美國納稅人一如既往地將為此買單——首先是稅收，然後，更糟糕的是，他們掙的每一美元和每一分錢的購買力都會緩慢下降。保護措施在於擁有能夠抵禦甚至受益於戰時經濟（即通貨膨脹經濟）的投資資產。#

作者簡介：Michael Wilkerson是一位戰略顧問、投資者和作家。他是風暴牆顧問公司（Stormwall Advisors）和風暴牆網站（Stormwall.com）的創辦人。他的最新著作是《為何美國重要：新例外主義解讀》（Why America Matters: The Case For a New Exceptionalism，2022）。

原文：Navigating a Wartime Economy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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