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左派社會主義將淹沒美國的危難之際，美國人民覺醒了，讓主張小政府、減稅、回歸常識、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度當選美國總統。所謂的特朗普2.0新政也轟轟烈烈地展開。
特朗普新政急速開展
甫一就任，特朗普即馬不停蹄以超快速度簽署一連串行政命令，以求兌現20項承諾。其中，馬斯克（Elon Musk）主掌的「效率部」（DOGE）瘦身聯邦機構的作為最受矚目，最讓人有感。不但「抽乾華盛頓沼澤」立竿見影，既削減臃腫的公務員數量、提高工作效率，又能節省龐大政府預算。雖然遭受漫天炮火攻擊，馬斯克甚至感受死亡威脅，但在特朗普的撐持下，戴著鋼盔往前衝應可預見。而到2026年7月4日效率部停止運作為止，削減3/4聯邦機構，削減預算至少2萬億美元的目標應可達標。其實，「南美特朗普」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 Milei）一年多來的「休克療法或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改革己收效，是活生生的例證。
米萊在2023年12月10日就職，立即實施「自由放任」議程，諸如削減5%政府開支、公共工程項目被擱置、福利計劃被削減、補貼被取消、國有企業私有化、數百項法規被廢除、稅法被簡化、出口稅被取消或降低、勞動法被放寬、政府部委的數量從18個減至9個、數以萬計的公務人員收到辭退信等。這些不也是特朗普2.0所進行的改革？其實也是特朗普1.0所要進行的改造，只是特朗普1.0未能貫徹而中止，如今捲土重來。問題是：是否完全明白為何上次出師未捷，如今做了正確修正，並做了充份準備、全力以赴了呢？
米萊新政綻放異釆
米萊參與總統選舉提出激烈改革政策時，竟然有包括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在內的108位全球經濟學家簽署一封公開信，警告說：「米萊的政策很可能會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破壞，從長遠來看，會嚴重壓縮政策空間。……米萊的經濟建議是對傳統經濟思想的徹底顛覆。……我們認為這些建議植根於自由放任經濟學，涉及美元化和大幅削減政府開支等有爭議的觀點，充滿了風險。」他們呼籲阿根廷人不要選米萊。
事實是，米萊擔任總統剛滿一年，在「休克療法」激烈改革，經短暫的痛苦調整後，結果與108位經濟學家的預測大不同，米萊上任第一年，自由監管少、低通脹、財政平衡。阿根廷的經濟表現超出了任何合理的預測。相信有人會問：皮凱提等經濟學家為甚麼會犯下這樣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經濟學家都對自由放任經濟學或自由經濟不表認同，也認為自由經濟是對傳統經濟思想的顛覆。
諾貝爾經濟學家唱衰特朗普
有意思的是，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逾半數（23位）美國在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2001年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帶頭下，共同簽署一封聯名信，寫道：「……儘管我們對各種經濟政策特點的見解各不相同，整體而言，我們相信，賀錦麗的經濟計劃將改善我國的健康、投資、永續性、韌性、就業機會，以及公平性，而且遠優於特朗普反建設性的經濟計劃。」他們還擔心，特朗普的政策，包括對盟國和友邦祭出高關稅，以及為企業和個人降低累退稅（regressive tax），將導致物價上漲、赤字擴大、不公平加劇三大惡果。結果是，美國人民並不同意這些頂尖學者專家的看法，讓特朗普再度回歸繼續實施第一任時的經濟政策，而這種政策就是自由經濟或自由放任政策、輕稅簡政、鬆綁、開放、小而有為的政府，與米萊的政策可說是相同的。反對米萊經濟政策的是左派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帶頭，不認同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是凱因斯學派經濟學家。如今米萊和特朗普的勝選，是不是意味者「自由經濟」抬頭、回歸了呢？而「明日自由經濟」也在望了呢？
自由經濟是傳統經濟思想
其實，自由經濟才是傳統經濟思想，畢竟「經濟學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開創的」，他的經典著作《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描述的就是「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或者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是長成的社會秩序之一部份，政府則是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者，後者對於前者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撓。史密斯對於個人的天賦自由的維護非常重視，他支持自由放任經濟，但不認為政府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可完全置身事外，在《原富》第五卷就花全書篇幅的28.5%討論「政府的天職」。簡言之，史密斯認為政府的天職包括國防、司法、公共設施和公共機構三項，也對「公債」不以為然。奧國學派和芝加哥學派承繼這樣的主張，近代美國列根政府、英國戴卓爾夫人政府也採用此種精神，而米萊和特朗普也大抵延續。所以，米萊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正是回歸傳統經濟思想，並非像左派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顛覆傳統經濟思想。我們可以舉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作為近代自由經濟的代表人物。
反思甘迺迪名言
弗利曼對已故的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但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甚麼？」就深不以為然。他認為這兩句話都未能表達出，一個自由社會中自由人理想的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因為以父權的口吻說道：「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隱含了政府是保護者，而公民則是被保護者，這和自由人認為必須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看法是衝突的。而「你能為國家做甚麼」這種社會組織觀點的看法，則隱含了政府是主人或神祇，而公民則是僕人或崇拜者。
對自由人來說，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集合體，並非高於個人的事物。自由人所引以為傲的是共同的文化遺產，並忠於共同的傳統。自由人將政府視為一種工具和媒介，而非恩典和禮物的施予者，或是被盲目崇拜和予以服侍的主人或神祇。除了公民個別奮鬥的共同目的外，自由人也不認為有甚麼國家的目的。
弗利曼告訴我們，自由有如一株珍奇脆弱的植物。我們的心智告訴我們，歷史也證實了，極權是自由的一大威脅。政府的存在對於保護我們的自由是必要的，政府是一種工具，可藉用來實踐我們的自由；但是，如果將權力集中在政客手上，那麼也會對自由造成威脅。
限制政府規模、分散政府權力
那麼，我們如何能從政府的保證中得到好處，而且又能避免政府對自由的威脅？弗利曼給的答案是美國憲法中的兩大原則，一是政府的規模必須加以限制，二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加以分散。不過，弗利曼也坦白地說，實際上，人們一再地違反這些原則，而宣稱違反原則的內容為箴言。主因就出在廣大人民對政府該扮演角色的「無知」。
若要消除人民的這種無知，讓人民普遍覺醒，弗利曼給世人遺留下來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這兩本著作就是最好的指路明燈，也是以上提的兩大原則得以實現和維持的利器。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
畢竟，政府本是個無機組織，將之運作者仍然是凡人，既然是凡人就有私心在，而由於運作政府這個組織有著極大的「權力」，一旦集中在某人身上，極易成為威脅個人自由的利器。因為人性使然，很難抵抗權力滋味的誘惑，更難避免被權力所腐化，而且如阿克頓公爵（Lord Acton，1834～1902）所言「絕對的權力代表絕對的腐化」。弗利曼更提醒：「雖然支配權力的人，最初可能出自於善意，甚至起初也未因自己可以運作的權力而腐化，但是終究會對人產生致命的吸引力，終而將其改頭換面。」
在此種認知下，個人應該要問「我和我的同胞，如何能利用政府」來幫助我們分擔個人的責任，來達到我們各自的標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來保護個人自由？伴隨這個問題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避免我們創造出來保護我們自己的政府，反成摧毀我們的個人自由之怪獸？
明日自由經濟永在
1776年，美國建國、史密斯的《原富》出版，而美國施行的就是史密斯的自由經濟，美國也迅速發展為世界首強，庇護世人。但自1940年代以來，受到社會主義的侵襲和共產主義的蠶食，到21世紀眼見將全面淪陷下，美國人民覺醒了，選擇特朗普來回歸美國傳統，從事「常識革命」重拾自由經濟。期盼特朗普能堅定地披荊斬棘、截窒世下流，讓美國再次偉大、「明日自由經濟」永在，進而重建世界秩序，則世人幸甚！
最後，還是必須提示弗利曼在1993年2月寫出的警言：「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信哉斯言！斑斑史跡可以為證！！#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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