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聽到有人擔心,公務員大規模裁員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也許有100萬到200萬甚至更多的人將需要重新安置,可能會產生一些不菲的遣散費,而且這肯定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這些面臨變革的公務員將經受考驗,儘管其中不少人具有相當的才能,然而對勞動力市場本身並沒有太多的經驗,他們有可能在私營機構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嗎?

此外,人們還擔心從聯邦預算中突然削減至少2萬億美元會造成不小的震盪,而新政府的這個可能舉措,是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在大選過程中力推的。

突然之間,有人開始準備指責,當選總統特朗普即將實施的這項改革,將會導致經濟衰退。然而,眾所周知,通脹性衰退的條件已經存在,而且早已存在了三年。目前公開的經濟數字毫無例外地證明了這一點。通脹仍在蠶食美元在美國國內的價值。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後,美國的產出從未恢復增長。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激增。

預計在未來的半年裏,這一點將會變得更加明顯,特朗普新政府未來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會被大喊大叫的媒體當作替罪羊,隨時準備將一切麻煩歸咎於新總統。

在實際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和就業方面尤其如此。事實上,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從未真正經歷過政府開支削減。即使是美國第40任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時代(1981—1989年)的削減,也只是降低政府開支的增長率;而即使是這樣的削減,也在幾年後因為軍費開支的增加而付諸東流。

這確實是錯失良機,也正是我的朋友、列根政府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大衛‧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當時辭職以示抗議的原因。希望同樣的事情不會再次發生了。

就目前而言,真正清理公務員隊伍、阻止債務驚人增長的想法似乎是真實的。馬斯克沒有權力,然而僅憑他收購推特(Twitter)組建X平台所建立起來的巨大平台和良好信譽,世界首富毫無疑問會產生一些重大影響。

我們將拭目以待。如果他們取得成功,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困難都將歸咎於這些削減。尤其是對勞動力的削減,主流媒體會說,裁員對收入和工資造成了巨大壓力,不僅是在首都華盛頓地區,全國各地都是如此。

我們應該提前知道:這些都是無稽之談。許多經濟理論指責勞動力從公共部門向私營部門轉移,而這些理論漏洞百出。充滿活力的市場完全有能力管理從政府部門向私人部門的勞動力資源急劇流動。

我們可以參考歷史上一個有名的案例。

那是在1945年,每個人都在期盼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盼望著士兵們的歸來。從1945年9月到1946年9月,約有800萬軍人從海外返回美國。這足足佔了勞動力的15%,因此空氣中瀰漫著焦慮的氣氛。

這遠遠超出了人們眼前所考慮的任何事情。

當時,很多人都在問這樣一個問題:勞動力市場會發生甚麼變化?工資會受到甚麼影響?被戰爭、配給制和集中生產嚴重削弱的經濟怎麼才能吸收所有這些工人?

這裏還有一個更深刻的記憶。大戰結束後,士兵們回到了糟糕的經濟環境中,由於無法立即融入原有的勞動力隊伍,他們的生活面臨著麵包短缺和整體蕭條的經濟環境。正是這個時期產生了「被遺忘的人」(forgotten man)這個主題,士兵為國家而戰,然而回到社會當中卻無法獲得機會和繁榮。

從1945年到1947年,報刊和學術討論中不斷出現對經濟衰退的擔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報紙頻頻發出警告。

二戰結束後,《紐約時報》等報紙頻頻對可能出現經濟衰退發出警告。
二戰結束後,《紐約時報》等報紙頻頻對可能出現經濟衰退發出警告。

結果呢?我們看到了20世紀最壯觀的經濟復甦。僅僅五年之後,美國的沙律時代(salad days,指一段無憂無慮、純真、快樂的時光)到來了。那時候的家庭可以靠一個人的收入過上很好的生活,同時擁有從洗衣機到垃圾處理器等等的各種家電,再到即將上市的新型汽車等所有最新技術。兩個孩子上名校、擁有兩輛車和一套住房的家庭比比皆是。

那個時代沒有出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的失業潮和絕望情緒,相反,這是一個全民繁榮的時代。專家們完全錯了。由於工業產出的大幅增長,工資和收入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出現了實際大幅增長。

事實上,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指1929至1939年期間全球經濟的一次嚴重衰退)正是在這個時期最終真正結束的。戰時的所有數據都是一團糟,因為這些數據顯示產出的大幅增長實際上可以溯源為政府支出,而政府支出不是生產性的,而是財富的減法。一旦政府支出減少,在經歷了近20年的痛苦之後,經濟終於復甦了。

原因何在?對此進行專門研究的經濟學家指出了三個常見因素。

首先,生產從製造戰爭武器用品轉向為消費者製造生活日常用品。配給制結束了,工業可以做回它應該做的本職工作。戰爭耗資巨大,而且會分散人們對繁榮發展的注意力。戰爭時期甚麼也建設不了,只會轉移和破壞。戰爭的結束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其次,將勞動力資源從公共就業轉移到私人就業有兩方面的好處。一是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二是吸引了新的人才和能量用於生產。這意味著,傳統觀念是完全落後的。壓縮官僚機構,讓他們創造財富,將有利於經濟繁榮。

第三,二十年的苦難對企業和家庭儲蓄產生了顯著影響。從1930年起,貨幣流通速度急劇下降,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過來,銀行儲蓄率越來越高。由於經濟繁榮被擱置,經濟蕭條使得有錢人也買不起東西,這意味著二十年的延遲消費,所有的錢都投入到了銀行儲蓄。

這些儲蓄資源在1946年及以後陸續投入使用,推動了製造業和投資的繁榮。這不是通貨膨脹,因為它的資金不是虛幻的貨幣,而是真實的儲蓄。這就是經濟復甦的應有之義。這種情況與2008年等完全由虛假流動性提供資金的情況不同。

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因素,如今的儲蓄率非常低。當然,特朗普新政府不能指望這一點。相反,新政府必須把經濟復甦的希望寄託在讓市場擺脫行政控制和強制執行等桎梏。與此同時,通過大規模裁減公共部門人員來開放勞動力資源,這將有助於提高經濟產出。

現在除了削減公共部門的開支和人員之外,別無選擇。結果就會像我們看到的推特變成X平台那樣:它從一個乏善可陳的社交媒體應用變成了全球第一大新聞應用。我們可能不知道公司的估值,因為馬斯克還讓公司退出了股票市場。然而如果估值高於他收購時的水平,我也當然不會感到驚訝。

我們有許多歷史實例可以證明,將勞動力資源從公共領域轉移到私人領域會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相反。從明年第一季度開始,特朗普新政府的一系列新舉措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濟形勢。#

作者簡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

原文: Will Dramatic Reforms Cause Recession or Recovery?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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