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其悽慘場景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在美國，銀行倒閉了幾千家。史蒂格勒說他記得1933年在華盛頓大學的一次教授會議裏，傳來了銀行倒閉的謡言，結果幾分鐘之內與會者跑得低於開會的法定人數。當時的失業人數空前之高，最嚴重時，有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失業。而價格則降到令人害怕的低水準，那一年，史蒂格勒和其父母去加州旅行時，無子葡萄一磅只要一美分。
永難忘記的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
史蒂格勒認為「經濟大恐慌」這個名詞，指的是經濟活動跌到谷底，而且該情況還一直持續。美國的實質國民所得一直到1940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準，而1940年的人口數比1929年增加了一千萬。失業率也一直到二戰末期才降至1920年代的水準。無疑的，當時的經濟表現非常悽慘，處處瀰漫抨擊私人企業和資本主義的氣氛。
史蒂格勒指出，對於經濟大恐慌和失業的原因及解決辧法的研究，成為年輕學者的主要工作，尤其在1936年凱因斯（J.M. Keynes）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簡稱一般理論或通論）這本書之後。該書談到許多史蒂格勒不曾深入碰觸的重要經濟學家思想的變化，那就是總合所得和就業的探究，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總體經濟學」。對於這個主題的忽視，史蒂格勒說不是因為他所接受的訓練，畢竟早在《一般理論》出版之前很久，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就極力主張擴增貨幣和增加公共計劃的必要性。他認為或許是基於潛意識，讓他要逃避過於複雜的問題，事實上，即使到1988年，總體經濟波動的原因和解決辦法都還沒有共識出現。
經濟大恐慌使得經濟生活成為1930年代人類社會的主要課題，也當然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區。史蒂格勒表示，該項熾熱的研究包括一個智識構面在內，而很多最好的研究生都進入經濟學領域，因為經濟學是處理最迫切社會問題的學科。華府開始大量僱用經濟學家，該地也聚集了許多年輕經濟學家。當美國於走出經濟大恐慌而投入戰爭時，對經濟學家的需求仍繼續增加，即使到戰後仍未顯著減少。
經濟學家從別人的不幸中獲益。史蒂格勒指出並非獨一無二的，像裝玻璃的工人一般也是從冰雹災害裏致富的，但他特別補充說，裝玻璃工人實際上並未從冰雹災害獲利，年復一年，他們只賺到維持生計的利潤。如果他們賺多了，別人將會加入這個職業，使收入降低，新入此行業的競爭者像是落在他們身上的冰雹。同樣地，經濟學家的人數也會隨著經濟學的興盛而快速地增加。
史蒂格勒是在1935年到華府，擔任國家資源計劃理事會（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助理經濟學家，協助估測聯邦政府的作為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產生的利益，以便對它們收取適當的補償費用。舉例說，某個水壩或防洪計劃提高了緊鄰土地的價值，那國家資源理事會就會問，擁有那些土地的人難道不應為其所獲利益，支付一些那項計劃的費用嗎？史蒂格勒說他對該種估測工作並不擅長，也不想準確記得那些估測究竟是好或壞到何種程度。雖然他們所估測的數據最後融入該理事會的報告書中，但整個計劃從未認真實行。畢竟，1935年的美國，沒有多少地方政府得以對他們周遭的聯邦公共計劃，分攤可觀的費用。
所有這種對經濟學的關注，史蒂格勒認為對經濟學有利也有弊。利的一面是，某種科學介入政治政策，具有逼使讓科學要處理實際問題的效果。弊的一面是，該科學經常遇到它無法解決的問題。就經濟學而言，經濟學裏公共利益的唯一來源——美國經濟值得研究的狀態——在已知的經濟知識下，並不令人滿意。如果經濟學對於我們的問題真的擁有好的答案，那我們怎會處於當前的困境?不過，史蒂格勒覺得此一質疑並不能讓人打從心底接受，因為它忽略了一項事實，那就是在任何時期，「最好的」經濟學知識都不會到處招搖，以便大家都能辨識。當危機迫切需要解決時，有些人就會提出解決的新理論，而其他人不待科學化過程中烈火考驗新理論，就予以支持或反對。那種考驗，是對一項新理論解釋實際經濟現象的能力所做的緊密持續的檢驗和激烈爭辯，以及重覆的檢定。史蒂格勒指出，很少有重要的經濟理論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內通過這樣的考驗，而且，誰可以等那麼久才開始去進行增加就業或解救破產銀行的計劃呢？
史蒂格勒舉193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之歷程為例，那本書是《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由哥倫比亞大學傑出法律教授波爾（Adolph Berle）和最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敏斯（Gardiner Means）兩位合著，該書認為股票持有者已經無法控制他們所擁有的公司。公司的管理人員順著他們自己的喜好經營企業，卻只持有微不足道的股票，在當時的美國，某種專業官僚掌控大企業的經營。兩位作者指出一項事實作為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實例，那就是1930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最大的二十位股票持有者，卻只擁有百分之四的股權，而公司幹部的股票持有卻是很少的。這種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以及其所隱含的意義—公司幹部不足以信賴，卻已成為傳統智慧，而且將會持續下去。
史蒂格勒認為律師和經濟學家處理證據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他指出，波爾曾問過自己，公司管理層是否實際上付給自己過高的薪水，並致力於傷害股東，卻利於管理層私人利益的交易，或者厚顏無恥地虧負股東所託付的責任。波爾有辦法引用一些法律案件，有時數目相當多，那些案件在法院裏就已證明上述一模一樣的做法。律師便如此得證。
相反地，經濟學家敏斯相信，舞弊行為的個案，既不能證明公司幹部不義的自利行為之重要性，也不能因此就理所當然地對公司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控制或類似事務。一年內發生25件，甚至是上百件這種行為偏差的案子，對存在著數百萬公司的經濟體影響是微小的。假如在這些濫用權利的公司裏，幹部們的薪水都高於他們應得的五倍之多，那也不到所有公司幹部薪水總數的千分之一。
至此，故事只說了一半。當然，還必須有處罰不謹慎的公司幹部的規範，以減少那類幹部的人數。事實上，對信託責任和詐欺的傳統管理規則就是為了這些目的。不過，不論公司法或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規範，都無法想像要如何修訂才可以消除「所有的」非法行為。史蒂格勒認為，就算有人能夠設想出這種嚴苛方法，也不應該被採用。因為它們將會妨礙一般的公司決策，以致於讓股東的損失遠超過其因而所獲之利。
即使是在那個時期，史蒂格勒認為經濟學家的檢定仍是可進行的。公司幹部的獨立性應會讓他們自己享有不尋常的高薪，但這並沒有發生。股權持有相當分散的公司，比起同規模而股權集中的公司來說，其高階管理人員的薪水並沒有來得高。但根據兩位作者的說法，股權分散度和高階管理者的薪水，應有強烈的相關。因為高度的股權分散會使股東不容易聯合起來約束或解僱幹部。再者，股權分散的公司，其資產報酬率也沒有較差。這些檢定一直到很多年以後才有人做，但在1930年代時就有很多唾手可得的證據，只是沒有人想去用那些證據而已！
敏斯很快就提出第二個強勢課題。他說，市場競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而且當時的價格是由大公司單方面決定。也就是說，價格再也不是由供需決定，而是由主要生產者宣布，而且長時間維持不變。敏斯說，價格是受制於「管理」的。既然工業產品市場再也不受競爭的規範，那麼，它們不就應由公眾組成的機構（如政府）控制嗎？
這個論點很快被指出一些漏洞，但從敏斯的觀點持續受到歡迎來看，史蒂格勒覺得這些漏洞似乎不嚴重。舉例而言，敏斯從很多登在印刷物上的價格都是僵固的這個事實，以及此種僵固性是一項現代的發展這樣的假設，論辯說價格的僵固性是導致經濟大恐慌的一個主因。可是有的學者卻得到相反的結果，他們指出，這些1930年代價格的僵固性，與過往的程度相當，甚至可回溯到物價統計初始的1890年。所以，價格僵固性並非是說明1930年代與較早年代迥異的好理由。
史蒂格勒指出，敏斯終究是在經濟大恐慌時期，唯一在產業經濟學裏創造重要經濟教義者。史蒂格勒再指出，另外有一個理論的發展，對後來數十年的經濟思想之影響更為重大，那就是壟斷（獨佔）性或不完全競爭理論。
壟斷性或不完全競爭理論
1933年，張柏林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壟斷性競爭理論》（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而傑出的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同時出版了《不完全競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兩位學者的觀點有所不同，而且曾有激烈爭論，但仍有一些共同點，最主要的是堅信類如英國和美國的現代產業經濟，已經不再是以競爭為主導力量，幾乎每個大公司都握有一些令人困擾的獨佔力量。史蒂格勒認為他們兩位的不同點是在「這樣的市場力量如何產生？」張柏林認為，市場獨佔的產生是因為每個賣者及其產品均不同於其他賣者和產品這個事實，即使他們都生產同樣產品（如牙膏）。羅賓遜夫人則認為，市場獨佔力的產生純粹是因為廠商佔整個市場的相對規模，所以通用汽車擁有市場獨佔力是因為它生產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的汽車，而不是因為通用汽車與雪佛蘭和福特不一樣。羅賓遜夫人的書較優雅而清晰，張柏林的書則較關心實際的經濟生活。
史蒂格勒認為這些書和它們所帶出的大量文獻，增強了敏斯的研究推論，因為它們都強調現代西方經濟體系中，獨佔和寡佔（數個賣者）的普遍性。此後四十年的經濟學家，將主要心力投注在獨佔和寡佔的理論和實證問題上，敏斯也最先發展「集中率」的統計研究，「集中率」係指某種工業產品由少數幾家最大公司生產的份額。
史蒂格勒指出，當某種科學引人興趣的焦點有基本改變時，會帶動每個人跟著新焦點。新的焦點被孔恩（Thomas Kuhn）稱為「典範」，會界定值得論述的問題，而那些對新趨勢批評者，與那些支持者都受到一樣程度的影響。早在1930年代，史蒂格勒就對獨佔及其普遍性這一課題的諸多文獻，深深抱著懷疑態度。不過，和它的支持者一樣，在那些年裏，他所寫的獨佔課題文章，相對多於關於競爭課題者。他覺得一篇極力否認獨佔的普遍性之文章，與鼓吹相反意見的文章，幾乎都有同樣效果，均能使該主題維持著專業性關注的重心。
儘管如此，在1930年代中期，史蒂格勒花在撰寫論文的時間多過關心公司管理的課題。那個時候的史蒂格勒，已在愛荷華學院當了兩年快樂又忙碌的副教授，終於在1938年完成了論文，並獲得芝大博士學位。當他離開愛荷華學院時，帶著一份不尋常的禮物。跟一般年輕經濟學家一樣，他在課堂上大發議論，認為經濟學家對好的和壞的商品都抱持中立觀點，從而對好壞的商品都不會有分別，譬如鴉片和豬排之間就不會有差別待遇。當學生對其中一種商品舉出某差異時，他總能在另一種商品中找到對等的特性。但當有位學生說他是鴉片癮者時，史蒂格勒回應說他就是嗜吃豬排者。因此，在他上課的最後一天，班上三十位同學每人送他一大塊豬排，而他的這項食癮此後就不嚴重了。
1938年春天，史蒂格勒夫妻倆搬去明尼蘇達州，並且開始養兒育女。1941年12月的一個令人愉悅的星期天早晨，當史蒂格勒正和他那個四個月大兒子玩樂時，他的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珍珠港被襲擊了。
二戰時期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史蒂格勒表示，如果是經濟學家擔任戰爭時期的總司令，他懷疑他們是否會因為減少戰爭的次數而削弱他們的地位。他覺得在一個合理的成本效益計算下，應該時常會反轉「百萬為國防 絕不奉貢物」的口號。假如我們可以藉著「花錢購買」奴隸的自由，像大英帝國在1833年購買西印度的奴隸之自由一樣，不就能夠避免掉人類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二戰）嗎？
史蒂格勒說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才可以取代暴力，而以暴制暴可使愛好攻擊者負起巨大成本，這是不可否認的利益，而且還可由而打擊那些想進入勒索贖金行業的國家。而且，戰爭的熱情也使得一國原本不容易或根本不可能透過課稅來支付貢物或贖金，如今可透過戰爭將成本轉嫁給一般大眾。
史蒂格勒指出，一個國家可用遠低於平民生活的工資來徵兵，卻很難向平民課徵高稅率的稅。年輕的成年人不太可能接受一成到九成不等的工資稅。更根本的問題是，金錢究竟能取代多少熱情？俗話說：「戰爭可使一個國家團結」，但越戰屬於反例。不過，讓大家目標有共識或讓異議份子緘默，是否能使一個國家團結呢？
跟大部份年輕人的經歷一樣，史蒂格勒說他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改變是在1942年，那年他進入「物價行政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前身組織工作，該組織當時由韓德森（Leon Henderson）領導。韓德森在華府已獲得某程度的聲譽，因為他是預測到1937年經濟崩潰的少數人之一。不過，他在稍早幾年其實已有相同但是錯誤的預測，而寬宏大量的大眾或許已經原諒或忘記了。史蒂格勒將重覆不斷地做相同的預測，直到該預測正確為止，稱為「韓德森法」。
韓德森的勢力範圍包括兩個部門：一個是致力於說服生意人不要提高價格的部門，另一個是國防財政組（Defense Finance Unit），由高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主持，史蒂格勒是這個單位的一員。在史蒂格勒眼中，該單位的工作是設計財政政策，以控制通貨膨脹。史蒂格勒和組員們反對物價管制，而且連勸服的做法都反對。他們認為毫無理由上升的價格，終究很快會下降。他們也知道他們是在打一場沒有希望的戰爭，而且當把物價管制權力移交給物價行政局之後，物價管制者就充斥該單位。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th）成為物價體系的行政主管之後，史蒂格勒用「一隻狐狸跑進了雞舍」來形容，亦即物價管制會嚴格執行。不久之後，史蒂格勒就轉職到學術界。
史蒂格勒對於一般人、政客、以及經濟學家大都沒準備去實際地思考現代戰爭的問題，印象非常深刻。他指出，國防採購組掌管的軍事預算一年是二十億或四十億美元，而該單位中只有瓊斯一個人堅持在該數字後面加一個零，以便它們較接近戰爭的實際程度。上司展示給他們看的軍事採購單根本就很荒謬，那是1939年之前很久就擬定的，它甚至還維持著騎兵隊。
多年之後史蒂格勒收到庫普曼（Tjalling Koopmans, 1910~1985，197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一封信，問他是否說過如果紐約曼哈頓遭轟炸的話，撤離人群的最好方法就是價格體系。史蒂格勒對那封信感到非常訝異，因為他甚至根本就沒想到該問題。不過，史蒂格勒還是告訴庫普曼，如果曼哈頓第一次被炸的話，任何一種撤離系統都會荒誕地引起困惑且沒效率。不過，如果轟炸成為常態的話，他認為價格體系能把該問題處理得很好。史蒂格勒說他的前半段答案當然是正確的，而且他往後更相信，市場體系在尋找賺錢的新方式上所具有的彈性、適應力，以及資源潛力。不過，他希望這個答案永遠不會有檢定的機會。
正當戰爭還在進行時，史蒂格勒參與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研究單位，名叫「統計研究群」（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領導人是瓦列斯，成員還包括諸如弗利曼的經濟學家，以及郝貼林（Harold Hotelling）、華德（Abraham Wald）、渥爾維茲（Jacob Wolfowitz）和薩維基（Leonard Savage）等統計學家。該組織所從事的是美國一項先驅性的研究領域，叫做「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 簡稱OR）。那是運用統計學和經濟學理論去解決問題和完成戰時採購，研究的問題包括炸彈的引爆、從驅逐艦上齊射魚雷所需的空間，以及戰鬥機的配備等。
史蒂格勒認為他們的任務明顯是成功的，例如華德發明的統計分析新法，叫做連續性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該法應用於品質檢驗，替美國在購買火箭推進器方面每月所節省的經費，超過他們那個組織在戰時的所有成本。史蒂格勒說他在整個工作中的角色非常卑微，只能說他並未幫助敵軍而已。
史蒂格勒表示，那個時期少許的輕鬆時刻通常是來自數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出現了一份備忘錄，註明對抗日本的正確策略，而史蒂格勒為文祝賀那位作者隻手再次發現1820年的經濟學。他的那篇支持性短文，很快引來塔基（John Tukey）的強烈反應，而塔基往後在史丹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和史蒂格勒共事，兩人化干戈為玉帛。此外，一位不是有那麼有數學家味道的作者所寫的文章，刺激史蒂格勒寫了＜我們應該連續地或不連續地轟炸日本？＞這篇文章，而瓦列斯認為那篇文章很粗野無禮，建議史蒂格勒將底稿銷毀掉。
史蒂格勒說他從這個經驗學到了這麼的一課：一個人可以在一個狹小的領域裏，以令人訝異的速度成為一個專家。史蒂格勒研究的一個主題是飛機承受各式各樣的火炮（二十厘米加農砲、點五口徑機關鎗等等）的能耐。他們那個小組研究這個主題還不到半年，就有其他研究戰爭的機關來請教飛機承受火力能耐的細節。史蒂格勒自忖：要是有一天，他藉由測量寫字枱來估計瞄準坐著的飛機架駛員需要多少平方英呎的面積，那麼不久之後他就可大搖大擺地和另一研究群的成員相互討論了。他覺得或許早該從經濟的歷史裏學到這一課。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傑逢斯（Stanley Jevons, 1835~1882）以一篇只花了幾個月就完成的文章，開創了現代衡量價格水準變動的研究。傑逢斯是衡量1848年美國加州和澳洲發現金礦後對英國物價的影響，並發現黃金的價值每年「嚴重下滑」百分之一。
傑逢斯因為他的創見，在1863年成為專家，而平常的一個人僅是因為藉著充份的專業就變成專家。史蒂格勒在1947年寫了一篇有關家僕的專題論文時，就是1890年以來第一位（也可能是最後一位）撰寫有關這個沒落團體的專業經濟學家！史蒂格勒表示，如果沒有其他人認為某個主題值得參與研究，那麼如果自己是該主題的唯一研究者，就成為碩果僅存的專家了，畢竟「很少人願意共享一粒葡萄」。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結束，經濟學家迅速地回到他們的學術崗位，重拾他們有興趣的學術領域。史蒂格勒認為，戰爭雖然製造很多經濟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沒有繼續吸引經濟學者的興趣。他覺得有關戰爭的重大經濟研究，沒有一件是在戰後太平盛世寫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沒有差別。史蒂格勒他們在戰時的研究，本質上是被徵召的，而徵召的方式很難引起人們對那個職業的熱愛。史蒂格勒很快就離開明尼蘇達，轉赴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任教，一年之後再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此後就再也沒離開學術圈。
（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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