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陸南澇北旱，北方旱完又澇，全國多處城鄉頓成澤國，百姓盡在水深火熱中。旱澇固然是天象，但天災後隱伏人禍，大多數水災災區都是水庫無預警放水，百姓沒有準備之下遭受巨大生命財產損失。各地影片所見，災民在水中沉浮，在水浸的屋頂呼救，牲口財物在水中漂流，巨浪滔滔，吞沒城市村莊。這一次，在災區救人的都是民間救援隊，政府袖手旁觀。

最可惡是每次水災都是政府無預警放水，為何政府如此冷血？放水之前先警告百姓撤離，對政府有甚麼壞處？那不是讓更多人可以避過災劫，減少生命財產損失，對政府少一點怨言，與政府多一點配合嗎？

全國水庫都無預警放水，證明不是一地的疏忽，而是全國性的政策。中共行事滅絕人性固然是常態，但執政者有意製造人間悲劇、挖自己牆角的勾當，也只有中共做得出來。 

歷史上的巨大天災，很多都在王朝末年發生，災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社會戾氣上升，天災夾人禍，瓦解基層政府的管治。不是天災來找末路的統治者，而是統治者走到末路碰上天災，天災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近年來，習氏王朝也呈現種種凶象。習近平親自指定的高官接二連三倒台，年來中管幹部被整肅者以百計。按理，一個王朝若健全，高官應保持高度穩定，最高統治者知人善用，上下一心，按既定國策管治天下。高官階層不穩定，政策執行沒有保障，受損害的是統治者本身。

統治者為甚麼不斷拿手下開刀？主要是王朝末年上下離心，高官暗懷鬼胎，消極反抗，以至中央有令不行，逼中央要借高官人頭一用，震懾官場。但高級官員一旦失去安全感，對制度更無歸屬感，對最高統治者更離心離德，對政務更陽奉陰違，於是上下怨氣生，當面嘁萬歲，背後挖牆腳。官不聊生與政務荒疏形成惡性循環，最高當局手腳麻痺，王朝危危乎。

經濟全面凋敝，金融危機逼在眼前，中共「適時」推出「警稅合成作戰中心」的新國策，便是警務部門將全力配合稅務部門到民間橫徵暴歛，搜刮民脂民膏，以補地方政府的無米之炊。民間企業在經濟衰退之下早已千瘡百孔，再加上政府的苛捐雜稅（甚至有政府派人到店舖勸損的奇聞），硬是要將民企逼上絕路。私企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口更多，民間反抗力量越壯大，中共豈不是越死得快？但現今的處境，已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地步了，能捱過一天就算萬幸，根本顧不上長遠。

與此同時，中共又推出《農村集體經濟法》，重回鄉鎮級、村級、組級的三級農村集體經濟的架構。甚麼意思？便是改革開放後的家庭承包制將全面解體，農村回到集體經濟框架下。這又是一場殺雞取卵的大操作，承包製成了空殼，農村所有土地財產資源全部歸中共所有。

當經濟下沉時，政府實施寬鬆政策，以承包制鼓勵農民積極性，這是趙紫陽與萬里當年救中共於水火時的成功經驗。當前經濟又全面崩潰，正需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時，中共卻反向操作，反倒收緊政策，以所謂集體經濟代替承包制，主要原因是中央沒錢了。

本來，農村以承包制為主，鄉鎮政府主要靠省市支付度日，中央有錢時固然不是問題，但今日中央「水緊」，錢已經分潤不到最基層的農村了，怎麼辦？唯有靠收回農村土地和財政資源，劃歸村官管理，村官可以用來自肥，僱用打手，勉強維持基層農村「有人看家」的最低要求。但承包制消失，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報銷，村官與農民的矛盾會加劇，農民的反抗情緒會更熾，這又是一種反向操作的惡果。

中國封建社會，一般都是王朝初期皇帝實行讓步政策，因為當其時急需緩和社會矛盾，層示新政府的懷柔，新朝要展現新的信心、新的氣象，因此讓步政策得到民間擁戴。政府減租減稅以利民心，官民關係趨於和諧，那是新朝確立的社會基礎。

反之，王朝到了末年，一切都在崩潰中，國庫空虛政府財困，急需搜刮財富度日，因此王朝末年往往政策更瘋狂更失智，更不顧後果。民間已經積怨日深，政府更加變本加厲，結果是官民矛盾趨於白熱化，到處是乾柴，只欠一粒火星。

習近平官二代，既欠修養學識，更一肚子驕橫不可一世之心態，面臨危局，不是想方設法解困，而是反向操作，把事態往死裏整——一不作二不休，破罐子破摔，香港人說的「作死」，便是不作不死，越作越死。◇（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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