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說到，當中共近期說要打擊「醫療貪腐」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都把問題說成是中央的政策「逼良為娼」或「逼上梁山」，甚至把當前的醫療貪腐現象歸咎於1998年啟動的「醫療體制改革」。但這種說法，最多只能說是指出問題根源的其中一面。

中共要把醫療服務產業化，要醫療機構自行創收，固然是為醫療體制的腐敗提供了動力，也為各種不合理的行為、貪腐的行為提供了藉口。但必須清楚指出，中國現時的醫療從業員的貪腐問題，甚至醫療體制的腐敗問題，從來都是寄生於整個中共政治體制的，有沒有1998年的醫療體制改革，只要中共制度不變，結果都只會是大致一樣。

或者可以這樣說，中共立國以來，從來未曾建立過一個合理的醫療護理制度。70多年來，中共管治下的醫療體制，都是百病叢生，混亂不堪，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不同形式的貪腐現象，從來都沒有間斷過。70多年來，中共說要改革醫療體制多次，每一次都只是空有崇高的陳義，到頭來就總是依樣葫蘆。

由晚清到中共立國這段時間，中國因為長期的戰亂、軍閥內戰、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等，都不能建立起一套具有現代政策意義的醫療體制。但其實隨著西方醫療技術及知識的傳入，也因為傳教士、教會及海外資金的投入，晚清之後已經開始有較具系統的醫療機構，但就不能構成任何以全民為對象的醫療服務及政策。

中共在搞革命的期間，在延安時期已經開始宣傳要為民眾提供醫療保障。立國之後，當然再沒有理由不把這個項目提上政策議程了。1949年9月，中共領導層還未站上天安門城樓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前，中共內部已經由軍委衛生部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衛生行政會議」，說要改造原有的衛生機構。到1950年8月，又舉行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當時毛澤東還為會議題詞說：「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

眾所周知，中共立國頭30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令國家的發展經歷過多番轉折，30年間造成8,000萬人民非正常死亡，人血的價值甚至不如胭脂。身體健康，存亡生死，對大部份人而言也只能聽天由命了。醫療制度的好壞，能為人們提供幾多保障，都變成了溫飽存活之外的題外話了。

先說說農村的醫療體制問題。既然在大城市的醫療服務也不外如是，也是腐敗不堪，在農村及偏遠的地區，農民的健康問題就更只是微不足道了。中共的農村醫療體制，70多年來搞來搞去，到今天仍然是一片窪地。

最早在大躍進那個階段，因為要搞大鑊飯，醫療衛生護理當然也要搞大鑊飯，要由生產隊、及後來的公社包下來。但問題是連城市都沒有足夠醫護人手，已經不成熟的醫療體制也受到連番破壞，更何況是農村，於是就有了所謂的「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根本就不是醫生，只是由一些沒有正式經過醫療訓練，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農戶，半農半醫地為農村地區提供一些緊急的照顧及護理服務。因為沒有掌握多少醫療知識，他們只能勉強提供一些不涉生死的照顧護理，大病就肯定無能為力，有時連小病也有可能醫成大病。當年的很多赤腳醫生都沒有得到正式的報酬，很多都只能透過服務，從沒有其它選擇、已經陷於赤貧的農戶的乞兒兜裏討一點便宜。做到幾多，取得甚麼，基本上沒有標準。有人可能真的基於革命激情及服務精神，願意為基層農民作出點貢獻，但利用其身份對貧農進行剝削的事例也是多不勝數。這顯然已經是醫療貪腐的其中一種最原始形式了。

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對赤腳醫生這種發明還自鳴得意，毛澤東在1965年6月26日發表了《關於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談話》，對當時基本上只服務城市居民的衛生部作出指示，要求他們「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既然偉大的導師作出了清楚指示，甚至指責衛生部沒有處理好城鄉矛盾問題，只把少於15%的國家醫療資源放在農村，衛生部官員的覺悟即時提升，決定大力安排城市醫療衛生人員下鄉，又加快培訓農村醫療服務工作人員。

到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後，大批被發配到農村落戶的青年人，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也被分配擔當赤腳醫生。文化大革命高峰期的時候，作為喉舌的《文匯報》又發表文章，說要《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毛澤東看過文章之後，又作出了批示，說「『赤腳醫生』就是好」。

有最高領導人加持，這樣的赤腳醫生隊伍因而急速擴大，甚至被說成中共體制下的醫療衛生服務「超英趕美」的證據。到了1975年，全國的赤腳醫生人數估計高達150萬人。

這種荒謬的制度，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再過了7年才稍為收斂。衛生部在1985年才正式宣布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個名稱。但因為經歷了多年的破壞，農村的醫療護理人手嚴重不足，最終也不得不妥協，原來的赤腳醫生可以通過一個考核過程，合格的就可以繼續以「鄉村醫生」的名義在鄉鎮行醫。

隨著時間，那些「鄉村醫生」也慢慢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名義上得到上一級醫療機構支援的「農村醫療室」，配合著半吊子的農村醫療機構服務人員，勉強支撐著現時的情況。這種運作形式，顯然也有不同程度的醫療腐敗元素。可以談一個筆者親身經歷的案例來作說明。

2003年時，筆者先後3次去到湖南某個偏遠的鄉村作調查。了解過一個農村醫療室的情況，也訪問過一些當地的農戶。理論上，市一級的醫療機構要為村鎮的醫療服務提供支援。當時探訪過的那個農村醫療室，每星期都有一位由市醫院派過來的醫生當值兩天，為鄰近六條村的農民提供醫療諮詢服務。

有趣的是，那個醫療室是由一位只略懂文字的農民每年用6,000元人民幣的代價承包下來的。獲得承包權之後，他就劃出了其家居的一半作醫療室。那位每星期來當值兩天的醫生，每看一位病人就會收取病人2元人民幣的諮詢費作報酬。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市醫院有沒有再給他薪酬，這位醫生的資歷，沒有多少人會深究。總之是每個診斷諮詢過後，那醫生就會開出藥方，病人就可以向承包了醫療室的那位農戶購買醫生處方的藥物。承包醫療室的農戶，就是透過出售藥物予病人來賺回承包醫療室的那6,000元及配置藥房的成本。他那些藥，其實也是根據醫生的建議向市醫院購買回來的。

當年在調查中，曾經與一些病人談過，他們都坦承根本不知道那些藥物有沒有用，但他們又有甚麼辦法呢？承包了醫療室的那位農民也承認，他對自己出售的那些藥物一無所知，都是根據醫生的指示向醫院買回來的。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收回藥物成本，收回承包費，希望可以補充他的收入。市醫院就滿足了政策的要求，又收了每年6,000元承包費，又可以每年向醫療室賣出大量藥物，也不知賺了幾多錢。至於農民「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這個問題，還是可以繼續無休止地講下去。

這個案例，大致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醫療衛生服務在農村現時的情況。據了解，雖然已經20年，情況大致仍然差不多。農村的情況依然故我，城鎮的情況又可以如何，究竟是誰逼良為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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