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淵源，可追溯到102年前。1921年，當時的俄羅斯共產黨（後改名為蘇聯共產黨）掌控下的共產國際，為了俄共的利益，派代表到上海，策劃成立了一個必須聽命於俄共的黨——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是中共第一個黨魁。從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中共五大，陳獨秀都被選為中共黨魁。

至1927年，作為共產國際的遠東支部，中共領導的「大革命」以大失敗而告終。中共黨魁陳獨秀一下子成為眾矢之的。

1927年至1930年，共產國際一再要求陳獨秀去莫斯科，但都被陳獨秀拒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獨秀五次拒絕去莫斯科

1927年7月8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電令稱，中國革命遭到失敗，其原因在於「中共領導所犯的一連串的最嚴重的錯誤」，並要求「採取種種辦法，糾正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在政治上健全黨的領導機構」。

據此，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從此，陳獨秀被停職。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鮑羅廷要求陳獨秀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但被陳獨秀拒絕。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新任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羅明納茲，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對陳獨秀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領導大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了總批判。

作為中共的創始人，當時仍是中央委員的陳獨秀，卻被排斥在會議之外。會後，中共中央負責人瞿秋白等到陳獨秀家裏，向他通報了會議情況，並勸他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也被陳獨秀拒絕。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各主要省份的代表都出席了，陳獨秀仍被排除在外。會議期間，瞿秋白再次找陳獨秀談話，勸他去莫斯科，再次被陳獨秀拒絕。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前，共產國際指定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等參加會議，又被陳獨秀拒絕。

1930年2月8日，中共政治局將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給陳獨秀的電報轉交給他。電文說：「決定予你機會來參加本政治書記部審察中共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決定的會議」。會議「將於兩月之內舉行」，請你儘快轉告你是否願意前來參加。陳獨秀第五次拒絕去莫斯科。

陳獨秀為何五次拒絕去莫斯科？

第一，不滿莫斯科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他頭上。

「大革命」失敗了，蘇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認為，錯的都是中共，都是陳獨秀，對的都是蘇共，都是史太林。

關於這一點，任建樹所著的《陳獨秀大傳》講得很清楚：「關於共產國際對大革命失敗負不負責的問題，史太林說得最絕：中國革命在廣州時期和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共產國際的領導都『完全是正確的』，到了武漢時期，『反對派說革命的暫時失敗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可是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說』。革命失敗是由於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極大的錯誤』。誰說共產國際的政策有錯誤，誰就是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史太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了中共中央，而連任中央五屆書記的陳獨秀自然是首當其衝了。」

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解密的蘇共檔案顯示：1923年至192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1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連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甚麼時候派甚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甚麼等細節，都有明確指示。

因為中共是在共產國際操控下建立起來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當時，「指導」中共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全部來自莫斯科，並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執行，只有一小部份是在莫斯科代表的嚴密監督下，由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

陳獨秀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在共產國際，在史太林。

第二，不滿莫斯科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的罪名。

大革命失敗後，史太林不反躬自省，而是將「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中國共產黨最突出、最道地的機會主義代表」、「托洛斯基主義者」、「反革命」、「新工賊」、「叛變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到陳獨秀頭上。

對於這些誣陷不實之詞，陳獨秀不接受。他曾經講：「他們讓我寫悔過書，過從何來？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不叫史太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就悔過。叫我做替罪人，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陳獨秀還講：「你們罵我是右傾機會主義，還有人罵我是叛變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叫我到莫斯科去當甚麼東方部長，豈非揶揄。我不願當官，也不能當一個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牛。對你們的好意，敬謝不敏。」

第三，不滿莫斯科根本聽不進他的不同意見。

從中共建黨之日起，對於來自莫斯科的一些指示，陳獨秀多次表達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

比如：他曾反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建議，但反對無效；他曾四次提出讓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但次次沒能成功。

他曾批評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從不同我們協商，好像中國不存在共產黨」。對此，共產國際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責令中共中央必須跟鮑羅廷協調好自己的工作。

第四，不滿莫斯科以非法的手段排除他。

1927年8月4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文拿茲跑到長沙，在麻園嶺俄國領事館召集湖南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等開會，要求他們簽字贊成「打倒陳獨秀」，被易禮容拒絕。因不同意簽名打倒陳獨秀，當年11月，易禮容被免職。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會前，有人提出應通知陳獨秀參加，但被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一口回絕。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不到半數，不足法定人數；會議只開了一天，就草草了事，沒有進行充份的討論，剝奪了陳獨秀的申辯權。因此，會議通過的決議是不合法的。

第五，反對「武裝保衛蘇聯」。

1929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鑒於蘇聯有煽動中國人民破壞中國國家社會、反對中國政府之各種有組織之宣傳及工作，決定強行收回中東鐵路的路權，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

但是，蘇聯不幹，跟中華民國斷交、並發生武裝衝突。最後，蘇軍獲勝，不僅保有蘇聯在中東鐵路的權益，還趁機出兵佔領了中國的黑轄子島。

中東鐵路是沙俄為侵略中國、控制遠東在中國領土上修建的一條鐵路。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一再聲明：廢除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歸還中東路主權。但僅停留在口頭上。

中東路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立即作出強烈反應，指示各國共產黨要發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中央積極響應，頻頻發表宣言、決議和文章，甚至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29年7月28日，陳獨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不顧及民族利益」。一個星期後，他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共執行的左傾盲動路線。

共產國際認為，陳獨秀反共產國際、反黨、叛變等。1929年11月15日，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政治局作出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

第六，可能擔心到莫斯科之後性命難保。

對1930年2月共產國際要求他去莫斯科討論開除他黨籍的問題，他在《答國際的信》中說：「你們卻把托洛斯基（蘇共內部的反對派人物）放逐到蘇聯以外……其他和你們政治意見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監禁和流放，現在又要從中國調我到莫斯科，說是專門解決我的問題，我實不知你們又打算幹甚麼。」

從上述表態中可見，陳獨秀可能預感到，他去莫斯科可能沒有好果子吃，甚至可能有去無回。

結語

中共是中國的「敵對勢力」——俄羅斯共產黨，為了顛覆中國的合法政權，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衛蘇聯的利益，而建立起來的黨。

如果將俄共（後來的蘇共）比喻為「老子黨」，中共就是「兒子黨」。「兒子」必須聽「老子」的，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從1921年至1927年，俄共（蘇共）操控中共，在中國宣揚共產主義，到處開展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甚至公開發動武裝暴動，危害社會穩定，損害中華民族利益。

作為中共黨魁，陳獨秀雖曾有過抗爭，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屈從。結果，大革命失敗後，蘇共把責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讓他當替罪羊。

所幸，陳獨秀還有一點傳統中國文人的風骨，在飽受打擊之後，對蘇共的強權與霸道有清醒的認識，五次拒絕去莫斯科。否則，很可能性命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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