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貼出後，有人擔心會冤枉了區諾軒；也有人懷疑他有甚麼把柄被中共抓在手上；有人說區的供詞未造成惡果；也有人說可能他就是中共安插在民主派內部的奸細。
昨天又看到一個消息，說區諾軒在法庭上供稱，他與戴耀廷等人討論初選時，戴耀廷提到，若泛民主派在立法會取得過半數議席，將成為「大殺傷力的憲制武器」，即代表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解散立法會，及令行政長官下台。
區諾軒的供詞，提供給控方一個有力的證據，便是戴耀廷建議的民主派初選協調，目的便在於推翻特區政府，因此「顛覆國家政權」這條罪名，戴耀廷便洗脫不清了。
區諾軒的供詞是否屬實，只有在場的人才知道，但區諾軒的供詞，控方必定如獲至寶，控方要將戴耀廷定罪，便多了一條證據。尤其區諾軒是民主派中人，又是參與策劃民主派初選的要角，他的供詞更加有「說服力」。如此區諾軒便成為置戴耀廷於災難境地的關鍵。
所以區諾軒作為控方證人，不但會產生惡果，而且是非常嚴重的惡果。
區諾軒在轉作控方證人之前，有沒有想過會對自己手足造成傷害？他在作出這個供詞前，有沒有意識到會傷害戴耀廷？除非他低能兼弱智，否則以一個普通正常成年人的認知水平，不可能意識不到這個惡果，但，他為甚麼還要做？
區諾軒可以辯稱，他說的是事實，究竟是事實還是虛構，也只有在場的人才知道。但不要忘記，民主派為初選作協調，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正當的，選舉就是要贏，要贏便要講策略，同一政治派別內部作出選舉協調，都是合法的。此外，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議員們否決財政預算案、令行政長官下台，都是正當的政治操作。（至於可否解散立法會，我的常識是只有總統才有這個權力）。
當然，香港不是民主國家，國安法是惡法，但難道區諾軒不懂這些基本現實？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專制政府，我們面對的又是剝奪香港人政治權利與人身自由的一部惡法。退一萬步講，即使戴耀廷曾說過這些話，區諾軒是否一定要把他「供」出來？如果他不轉作控方證人，他就只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作供，對涉及其他人的事選擇緘默，那就不會傷害到戴耀廷。區諾軒覺得傷害戴耀廷沒甚麼所謂嗎？他的利益，就要建立在損害戴耀廷的基礎之上？
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民主派活動人士都像戴耀廷、黎智英那樣做人民英雄，但你不能做英雄，也不一定要做狗熊，你還有很多選擇。你可以潔身自愛，對香港民主運動有利的事，能做儘量做，對香港人整體利益有害的，能不做儘量不做；你也可以在有限範圍內，為香港人發聲，對某些事情說「不」，對某些事情說「是」；你也可以選擇冒一點冒得起的風險，做一點平常人不敢做的事。
最近香港著名導演杜琪峯先生在出席柏林影展評審記者招待會時，說了一番頗值得回味的話，他說:「我覺得電影永遠喺前鋒，喺前面，當有極權嘅時候，人民失去自由嘅時候，電影通常係首當其衝，喺好多地方都係⋯⋯所以獨裁者通常對付嘅一定係電影，我覺得香港⋯⋯no，sorry，我諗全球爭取自由嘅國家同人民，佢地都要支持電影，因為佢係同你發聲嘅。」
杜琪峯並沒有說出很尖銳出位的話，他說的只是常識，一種對政治文化的基本認知。但這種話在專制統治者聽來，卻是非常刺耳的，因為他說出真相，說出普遍存在於香港和大陸的社會現實。凡是獨裁者都害怕常識，都要以謊言與脅迫來迷惑與控制民眾，杜琪峯的話對香港人又是一種儆醒，提醒我們面對的正是極權政府。
他沒有實指中共，也沒有點名習近平，也沒有號召香港人要做甚麼事，但誰都知道他說的是誰，也都知道他憎恨甚麼，熱愛甚麼，他的愛憎便是香港人共同的愛憎。
杜導說的只是社會現象，但政府又分明感受到這番話的刺痛，香港人又分明理解這番話的內涵，這就夠了。每個人都堅守內心私有的領土，不輕易出賣自己良知的主權，這就夠了。不能做英雄，也不要做狗熊，只做一個不損人利己的正常人就可以了。◇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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