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力發展數字極權，在疫情期間對人民的管控發揮到極致。專家分析認為，中國的數碼經濟跟美國還有差距，而中共由於龐大的監控系統對財政、電力、網絡等資源的需求無度，將最終拖垮極權機體。
6月23日，中共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顯示中共把數字政府建設作為發展數碼經濟和數字社會，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的基礎性工程。建立以新一代資訊科技為支撐的現代化治理模式。
其政府數碼化體系包括，大數據監測分析、智慧監管、數碼化治理模式、數碼化服務等。
其主要目標是，到2025年，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數字政府頂層設計更加完善、統籌協調機制更加健全；到2035年，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數字政府體系框架更加成熟完備。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認為，中共對社會的控制從來沒有放鬆過。科技信息時代，在高科技的支撐下，它的社會控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中共要通過數字政府強化對國家的管控能力，使社會控制無所不在。
他指出，中共有個「三步走」戰略，2035年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用數字政府對這個數字社會進行全面的控制。這個政權本身是一黨獨裁的，老百姓沒有基本的人權。那個時候社會控制的場景，嚴格程度恐怕已經超過了《1984》這部小說的描述。
近日，很多村鎮銀行的受害儲戶稱，他們的核酸檢測為陰性，健康碼卻被突然賦「紅碼」，從而被強制隔離或限制出行。此外，人權律師、河南的訪民、還有一些停工樓盤的維權業主也遇到類似情況。
「健康碼包含個人戶籍、行蹤、醫療檢測等信息，並且關聯重點人群資料，相當於給每個人都帶了一種電子腳鐐。」王赫指出，中共搞數字極權有幾個布局：一個是大數據，對每個人金融的監控，包括網絡實名制、金融實名制、房屋實名制、信用打卡等；一個是利用疫情對健康碼的布局；第三個是推行電子貨幣。
數碼貨幣是發展數碼經濟的基礎。所謂數碼經濟，又稱互聯網經濟，指通過數碼計算技術為基礎，由數字產業帶動的經濟活動。
數碼經濟於2017年首次被寫入了中共的政府工作報告。2021年11月，中共在廣州舉辦首屆數字政府建設峰會，當時中國已有超過一半的省份發布了數字政府相關規劃或方案。
「電子貨幣就在經濟上可以把每個人鎖死了；健康碼在行動（行程）上把每個人鎖死了；金融信息又被他鎖死了；這樣它就構建了一個無所不在的天羅地網，對社會的控制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王赫說。
他指出，中共搞數碼經濟，在國際上有一個金融對手，就是要把美國挑下來，如果說你中共在經濟和科技上比美國落後很多，那數字控制、監控國家永遠成功不了。
比如，中共一直都在搞網絡鎖防火牆，但是一直阻不斷，就是因為國外有更大的廣域網存在，美國的網絡科技更發達。
王赫認為，數據是個戰略資源，中國的數據資源規模龐大。中國能夠應用起來數碼經濟，因為中共政府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無所顧忌。中共認為這是它的制度優勢。
在數碼化轉型中，中共在電子政務方面也是強制推動，通過電子政務加強對社會的控制，西方在推行電子政務是為了方便於服務民眾，這是根本不同的導向。
他說，「中共可以統一地、強制化地推行一些數字政策，能夠很快地對社會進行控制，歐美日就不可能做到這個，在民主國家老百姓認為侵犯人權，日本連統一的身份證都沒有。」
「整個歐洲被疫情重創的時候，中共強推復工復產，結果中國的出口暴增。但是風水輪流轉，體制內在的弊端走向了極端，動態清零、上海封城把中國經濟搞得一蹶不振。數字極權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它沒有糾錯機制，缺乏內生的動力，它只來源於中共當局最高統治者的野心。」
中共苦心經營數字極權 危機無解
網絡觀察人士、《中共數碼化極權簡史》作者久居水向大紀元表示，中共的野心真的很大，從它提出「網絡強國」時，就想這麼幹了。數字極權對人民的意識和行動，資金的流動和使用，資源的分配和控制等各方面，從傳統控制延伸一數碼化控制。
久居水認為，「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的科技成果轉化都用在數碼化極權統治上。80年代的引進外資、技術積累和體制重新整合，才有了90年代的信息化基礎網絡大建設，為現在數碼化極權奠定基礎。
他回顧，早在1983年7月，公安部成立了電腦管理監察局，主管全國的電腦安全工作。這個機構就是現今在網絡線上刪帖封號，線下「喝茶聊天」的「網絡警察」前身。
1998年，公安部正式成立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局（網絡警察）；公安部調研立項「金盾工程」。
1999年12月23日，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並將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改名為國家信息化推進工作辦公室。
同時，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為數碼化極權背書的法律法規條例及信用體系。如，2000年國務院公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03年通過《居民身份證法》，次年第二代居民身份證投入使用；2013年7月中共工信部發布《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
他表示，2013年以後數碼化極權統治加速期，更多新的管控技術得到應用。2013年11月，國家統計局與百度、阿里巴巴等11家企業簽訂了大數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對於政府來說，大數據必將成為宏觀調控、國家治理、社會管理的信息基礎。
2015年9月，九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強公共安全影片監控建設聯網應用的若干意見》。
久居水認為，2016年這個年份是個承上啟下的時間點，網絡安全法和反恐法分別通過和實施，中共從技術支撐、法律制定、執法機構等層面基本構建了「高技術極權」牢籠框架。這一年也是處在「十三五」開始，習近平主持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2017年10月，一部有恫嚇意味的紀錄片《輝煌中國》系列紀錄片在央視播出，披露中國已經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影片監控網，影片鏡頭超過2,000萬個，整個大工程就是「中國天網」。
2021年8月，國務院公布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裏，明確提到要「全面建設數字法治政府」，還要「堅持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促進依法行政」。
久居水認為，這段話其實是告訴我們，中共會繼續擴大使用高速網絡、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來加強監控人民。數碼化是中共暴政的催化劑，最大程度放大中共紅色恐怖的範圍和維度。
他指出，中共煞費苦心動用國家力量以實現數碼化極權統治世界，編織一張大網奴役人，禁錮思想。藉著大瘟疫收緊全體國人的自由空間和生存資源，展現出數碼化極權的威力，但是龐大的監控系統對錢、電力、網絡等資源的需求無度，任由它壯大成長最終將拖垮「極權意志」機體本身。
同時，隨著財政資金枯竭和歐美系的技術封鎖，這些龐大監控系統因不能及時維護升級，終將面臨無資金更新和缺晶片的困境，陷入技術危機；面對中共的暴政，人民會因不同境遇，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和反省，中共不得不面對加速其政權滅亡的覺醒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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