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爾斯代爾學院科學與自由學院的創始研究員馬丁‧庫爾多夫博士、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傑伊‧巴塔查理亞博士談科學審查。馬丁‧庫爾多夫博士（Martin Kulldorff）是前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傑伊‧巴塔查理亞博士（Jay Bhattacharya）是史丹福大學醫學教授，而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Dr.Scott Atlas）是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醫生和專家們告訴我，他們看到自由和開放的科學討論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因此，這三位學者創辦了希爾斯代爾學院科學與自由學院。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Jekielek）。
1.嚴謹的科學家被趕走 科學如何被政治化
觀眾提問：我很高興，也很榮幸，我將敘述一個簡短的觀察，並提一個問題。
簡短的觀察是，我是一個經濟學家，我審視你們，人們都很驚訝，因為也許這是第一次或者是罕見的一次，一個嚴謹的科學家、導師，被趕走了，我們看到了科學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如果你和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專業人士交談，會發現一切都被取消了，沒有任何替代思想或思維，以往不遵循黨派路線的東西都被清除了。所以，你會很驚訝，因為你的工作性質，你一直被屏蔽在這個之外，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它。
楊傑凱：單一文化？
觀眾提問：破壞，我也是來自東歐，所以我的前半生是在類似的制度下度過的。讓我特別惱火的是些事情，開始看起來有點熟悉了。
不過，我的問題是，我們都了解2020年的情況，政治背景、整個官僚機構、整個壟斷企業，都在反對某個政治家和某個團體，一切都在聯手行動。因此，我想問：這種封鎖是如何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國家都是一個有趣的、獨立的案例，那麼，他們有類似的政治結構嗎？有類似的審查？如何審查？我知道瑞典有一點不同，但是……
比如，我來自保加利亞。這個最愚蠢的歐洲小國在向歐盟致敬，做他們被告知要做的任何事情，假裝他們有當地的專家，其實他們沒有任何專家。所以，以生命等名義，這些非常脆弱的經濟體受到了很大損害。由於他們的制度框架和政治政策，也許在不那麼政治化時，他們沒有那麼獨裁，你對這些不同的國家有甚麼看法嗎？謝謝你。
巴塔查理亞博士：你為甚麼不談談瑞典？
阿特拉斯博士：是啊，你為甚麼不談談呢？
2.瑞典封鎖最少但死亡率最低 美國在影響世界
庫爾多夫博士：瑞典非常不同，我想，與這裏相比差別巨大，但是我仍然關注瑞典的新聞，而且我在想，「嗯，這裏實在太瘋狂了。」我讀瑞典的報紙，覺得世界上有一個地方還有一些理智。我認為這不僅僅是瑞典，因為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有相當類似的政策，兩年來封鎖數量最少，新冠病毒死亡率最低，超額死亡率也最低。
在瑞典有一場討論，有反對封鎖者，也有想要擴大封鎖的人。一些有權勢的人在爭論，包括學者與在瑞典的相當於《紐約時報》的總編輯。但是，如果你看看其它歐洲國家，比如英國，在某種意義上，它與美國非常相似。再看看烏干達，學校被關閉了兩年。因此，許多國家在這些問題上，是在跟隨美國和英國的領導。
阿特拉斯博士：我的感受，西方國家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我們不能低估，不僅是與美國在經濟上相互交織。因此，如果我們封鎖美國，就會產生連鎖反應，西歐國家，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會遭罪。
當看到美國領導人，在一年裏幾乎每天都努力上電視談論封鎖，你就獲得了美國的聯邦指導，那就是「封鎖企業，關閉學校，限制……不要見你的家人，不要探望老人，甚至你生病了，也不要去醫院……」
你會遇到像福奇博士這樣的人，他是在上屆政府期間（COVID）工作組中最引人注目者，現在是整個工作的負責人；還有伯克斯（Birx）博士，他是醫療方面的負責人。當他們和美國總統一起站在台上說話，發布在電視上和各地的報紙上，這些其它國家無法只管說：「我們要做我們想做的事。」
我認為，這並不該是事情的運作方式。在其它國家仍然會引用福奇博士的說法，還有統計建模，馬丁可以比我講得好，整個建模是在英國真正開始的，在美國也是如此。
他們大錯特錯，做出了錯誤的假設，模型被證明是嚴重錯誤的。但是這些東西在電視上播出，導致一種羊群心態（從眾心理）。我認為，美國公共衛生領導層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要為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事情負責。
3. CDC承認隱藏信息 追蹤病毒傳播的工作 未得到關注
觀眾提問：在我的大學裏，我們被告知，如果不是必要的，我們就不能來上班做研究。所以，我把實驗室轉為SARS-CoV-2廢水監測。在過去的一年半中，我收集了大量的關於病毒利用廢水傳播的數據。我意識到，你可以設計這些數據，強加於人，用於何時推行口罩強制令、罰款等等限制。你會驚訝地看到這些政策，如何有效地利用廢水。
我一直在為我的社區，為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做這件事。我說過的一些話給我帶來了麻煩，但這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是以糞便為基礎的，還有我看到的傳播數據。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看到有人在做這種工作，觀察廢水並將廢水中的病毒量趨勢，與所使用的某些干預措施聯繫起來。
巴塔查理亞博士：最近有一篇《紐約時報》的報道， CDC承認隱藏數據、訊息。他們承認，沒有真正披露的事情之一是廢水監測。一個美國主要的公共衛生機構隱藏數據，這種做法讓我無法理解，對吧？
我們基本上是被它糊弄著。你的工作和其他有效追蹤病毒傳播的人的工作，沒有得到任何關注。他們想創造這種共識的假象，他們控制著科學的假象。任何在外面的人，你只是處於邊緣。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讓所有人的思考，以正常的方式在這個討論中分享，我們會做得多好。雖然，會有更多的爭吵；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更好的結果。
4. 科學期刊和主串流媒體 審查並排斥異見
觀眾提問：我們很早就寫了一篇小論文，研究IHME模型是否經過校準。所以，是我們提出「（研究者期望的是）95% 的置信區間覆蓋，到第二天，這次就是20% 了」。我們把它寄給一家雜誌，回覆是「很抱歉，我們還不能發表等等」。
其中有句話：「我們不希望人們自滿。」這個莫名其妙的句子，就卡在中間，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似乎這些期刊是守護者，自認為是宇宙的守護者……
巴塔查理亞博士：我問一下，你是蓋茨資助的嗎？
聽眾：哦，是的，他給了他們4 億美元。然後，你看到，這些期刊是無法進行反駁的。
巴塔查理亞博士：因此，這裏有幾件事。一個是，在大流行病的早期，實際上即使是現在，也有人認為：如果你得出的結果低估了病毒的致命性，將導致人們不負責任的行為。
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那個著名的建立帝國理工學院模型的人，在接受採訪時說，如果在正確的方向上出錯，預測過高，那也沒甚麼；不負責任的事情，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出錯，預測不足。
但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在大流行早期說，病毒的死亡率是3% 或4%，他們說的是病死率。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誤導性的數字，不能反映你在接觸病毒後的真正風險。正如馬丁所說，年齡之間的差異是千倍的。
如果告訴人們事實：你很年輕，死亡風險很低，那就是低估了病毒的作用嗎？這是用科學來控制人的行為，這在科學討論中沒有位置。我很想看到你的論文寫下來並發表，因為這絕對是令人震驚的。
阿特拉斯博士：嗯，這對我來說並不震驚，因為，我記得你2020年春夏給我發了論文。
聽眾：是的。在四月。
阿特拉斯博士：四月，你說，「這篇論文我找不到地方發表。」是啊，這是一個例子，這裏有兩種類型的審查制度在進行。一種是由科學本身進行，包括期刊、大學、NIH，掌權的人；還有另一種類型就是媒體。當然，媒體是公眾和科學期刊之間的接口，普通人是不會去查看科學出版物的，所以媒體非常關鍵。
當人們遇到的是一個過濾器式的接口，不知怎麼成了科學真理的標識，它說馬丁‧ 庫爾多夫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不懂疫苗。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所以這也是我們要嘗試進行同行評審的原因之一。
有必要通過負責任或較少阻礙性的同行評審，來獲得更快速的發表出版，要解決問題並非顯而易見，但是我們知道問題非常嚴重，需要解決這些問題。
觀眾提問：還有一個問題，當我很煩躁時，我就想有沒有甚麼辦法讓我們審計期刊？我的意思是，我們拿起一本期刊，看看哪些COVID 方面的論文被接受了，哪些論文被拒絕了。
我們對比一下編輯們對這些論文的評論。我認為，這有點像約翰‧伊安尼蒂斯（JohnIoannidis，史丹福大學教授，研究科學研究本身，主要是臨床醫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曾在二十多種科學期刊的編委任職）的項目，但是……
巴塔查理亞博士：他就在這裏。是的，接下來就是你。◇（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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