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現在很清楚，幾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終於開始使中國經濟缺乏勞動力和增長潛力。第一個跡象出現在2016年，當時政府終於廢除了當時對家庭規模近40年的嚴格規定。儘管公眾幾乎沒有反應，出生率仍然低於更替人口率，但該國迄今沒有出現人口急劇下降，這只是因為長壽使老年退休人口增加。中國仍然面臨著年輕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的匱乏，這種情況只會變得更加嚴峻，它減緩經濟增長的步伐，並降低經濟的靈活性。
中國已經面臨著嚴峻的人口問題。根據2020年的統計，全國約有13.5%的人口超過65歲。這一數字高於2010年的9%，創歷史新高。約18%的人口年齡在15歲以下，略高於2010年的16.6%，但仍處於歷史低位。工作年齡的人——15至60歲的群體——在過去十年中下降了約7%，降至略低於總人口的63%。在中國，每位退休人員現在只有4.5人為之工作。這些人必須養活自己，養活他們的個人家屬，並生產出退休人員需要的五分之一以上的產品。
這種狀況使經濟只剩下有限的剩餘勞動力用於投資。這與40年前中國開始大發展時，每個退休人員有9個工作年齡的人為之服務的情況相去甚遠。即使出生率上升（這種可能性不大），也需要15至20年的時間才能影響勞動力。聯合國預測，到2040年，中國每個受贍養退休人員只有三個工作年齡的人為之服務，這顯示了中國對勞動力的迫切需要。
毫無疑問，今天的北京當局對鄧小平曾經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以及他們的前任們對此政策的堅持感到遺憾。中共喜歡吹噓它比西方更有耐心，而且眼光更長遠。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太短視了。
人口統計學家甚至從一開始就對這項政策提出了警告。現在，當局被這個不必要的錯誤所困擾，正在想辦法減輕這種影響。他們提出了四個方案：
1）提高平均退休年齡：
2） 將生產重點轉向高價值產品，使更少的工人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
3） 強調機械人和人工智能 （AI），以便即使在勞動力有限時，製造業也能繼續增長：
4）將生產設施放在中國境外， 美國人稱之為 「離岸外判」 。
但是，即使綜合起來，這些方案也只能減輕，而不是扭轉中國人口結構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讓更多的中國人在晚年工作可能會有幫助。中國有這個空間。
目前，中國的退休年齡為男性60歲，女性50至55歲。這大大低於經合組織（OECD）男性平均64歲和女性平均63歲的水平。達到經合組織的標準將為中國提供無可否認的老年勞動力來源，以彌補年輕工人的短缺。但即使這樣也有限制。退休人員可能不想重返工作崗位，甚至北京也不會貿然引發社會不滿的風險。出於類似的原因，甚至北京的專制政府也不會突然停止發放養老金，以誘使退休人員回去工作。
唯一可行的選擇是尋求逐步改變，比如提高離退休線還有5年或5年以上的人的退休年齡。從長遠來看，這種方法可能奏效，但會需要數年才能使人口壓力緩解。
另外兩種途徑涉及到減輕人口壓力的不良影響：轉向高附加值的產出，並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機械人。這兩種途徑的準備時間可能更長。
中國早期增長的基礎是相對廉價、非熟練的勞動力生產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現在中國已經開始向更機械化的生產技術和高價值產出過渡。但此舉比原計劃要慢。為了全面實施這些替代方案，中國將需要比現在更好的培訓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大學每年畢業的工程師人數很多，但這種在生產技術上廣泛升級的努力，以及高附加值產品的產出，需要的不僅僅是精英教育。這將需要全面提升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毫無疑問，中國人能夠做到，但這需要時間。今天，中國勞動力的教育水平中位數只有8年，而且高度偏向於少數地區，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即使中國突然將比目前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基礎廣泛的開發人力資本上（它似乎並沒有這樣做），勞動人口也無法長期支持產品或工藝的重大變革。
流程和產品這種轉變的困難體現在生產率增長的速度上。儘管中共政府已經宣佈了各種升級，而且近年來大量的資金都投入到機械人技術上，但中國的生產率增長速度既沒有預測的那麼快，也不足以彌補發展中的勞動力短缺。
根據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Groningen）對全球生產率的研究，在考慮了通脹因素之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所有生產要素在1980年至2005年間以每年2.0的驚人速度飛速增長，然而此後僅以0.7%的年增長率增長，而此時正是中國努力實施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的時期。
最有趣的是，中共政府計劃通過離岸外判生產來抵消部份人口劣勢。歐洲、美國和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從事離岸外判，主要是為了尋找廉價勞動力。事實上，中國一直是一個目的地。毫無疑問，2019年與美國的「貿易戰」加快了中共離岸外判的進程，因為中國生產商通過將生產地點轉移到在其它地方、例如越南或印度尼西亞的子公司，從而避免了美國的關稅。
現在，由於人口原因，北京尋求延長這一進程。它將面臨一個特別的問題，即中共對經濟組織的態度。任何國家的公司在國外放置設施時都因失去控制權感到惱火。中共自上而下的經濟學指揮方法將很難接受這種失控，尤其是涉及國有企業（SOES）時。國有企業主宰著中國大部份行業。如果離岸外判要產生任何影響，國有企業就必須參與其中。也許「一帶一路」的倡議（BRI）反映了北京試圖通過利用貸款來保持對海外的更多控制的努力。
這四種應對中國人口挑戰的方案可能有助於緩解人口問題中隱含的經濟限制，但顯而易見的是，它們無法抵消所有不良影響。每一項方案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施，而中國缺的就是時間。提高退休年齡可以大有幫助，但為了社會和平，它必須逐步發生。中國生產現代化和提高產出附加值的步驟，將需要北京開始做根本性的教育調整（而北京似乎還沒有開始）。
「一帶一路」的計劃才剛剛開始，就已經遇到了來自一些北京希望進入的國家的阻力。這些方案可能使中國經濟繼續走上增長道路，否則人口需求將導致衰退或停滯，但它們不足以維持中共已經習慣了的，和世界所期待的那種增長和靈活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整個問題實際上是北京仍然堅持權威指揮經濟體系的產物。#
Milton Ezrati是《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撰稿編輯。該雜誌附屬於布法羅大學人力資本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apital at the University at Buffalo）。他也是總部位於紐約的通信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個明天：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將如何生活》（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原文「Beijing Tries to Respond to China's Bleak Demographics」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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