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太宗李世民以來,就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因此除了每年舉辦的科舉考試「常科」之外,還經常開「制科」,即由天子下詔,親自考核非常人才。
2. 「常科」與「制科」
「制科」的考試科目及時間都是隨機的,一般是在國家急需某類人才時才會開科。
「制科」在唐朝最為興盛。宋後,由於常科制度逐漸完善,「制科」便開始衰微。比之「常科」,「制科」在考生資格與考試科目上都有很大不同。唐初時對應試人幾無限制,一般士人、已經有出身的(明經、進士及第),甚至現任官員均可應考,並允許自薦。
古籍記載,「制科」科目繁多,涉及領域廣泛。如選拔武將的「武足安邊科」、選拔治世能臣的「文以經國科」、直言極諫科、文辭雅麗科、才膺管樂科、博學宏詞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等等。
由於「制科」由皇帝親自主持,考生來源又包括現任官員及已有進士等出身之人,尤其「制科」考試錄取的人才不需再經吏部的複考,往往由皇帝當場賜官,因此「制科」考試競爭激烈。史書記載,制科錄取人員很少,多則十幾人,少則一兩人。
有部份史學家認為,制科不應歸為科舉項目,而應算作對在職人員的考察、提拔和再任用。原因在於,制科允許在任官員參加。而在任官員均是參加並已通過常科科舉之人,是已經選拔出的人才。但「制科」的初衷,確實是為選拔官吏能臣設置的科舉,雖允許已有功名的人員參加,同時也不排除白身之士。原則上還是公平競爭。因此,「制科」確實應歸於古代科舉的一種形式。
歷史上有關制科的記載很多,尤其在歷代名人傳記中,常看到制科中第的紀錄。如大詩人白居易進士及第後,又參加過兩次制科考試,均中。每次中第他的職位便會躍升。
唐朝有位任過宰相的大詩人,他曾於進士及第後又參加過兩次制科,不僅均榮獲及第,其中唐玄宗先天二年的「道侔伊呂科」,僅錄取了他一人。這人就是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名句的張九齡。
3. 唐代科舉科目
唐代科考項目繁多,僅常科就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吏治及長材等科目,再加上不定期的制科考試,唐代科考「其設科之名無慮百數」,且涉及領域廣泛。雖然考試科目甚多,但最受推崇的要屬明經和進士科。唐代每次貢舉,應明經、進士科的省試考生少則數百人,多則有兩三千人。
秀才科是漢代察舉延續過來的科目,要求考生對有關國家的大政方略問題,作策論五篇。旨在選拔一些具有宏觀全局意識的高級人才,因此對考生要求非常高,如果被推薦來而未能考取,所薦州長官甚至還要受處分,以至於後來參加考試人數非常少,唐高宗時曾被停止過,此後也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
明經科,考試內容主要有帖經、墨義、時務策。重點在前兩項。帖經很像今天考試的填空題,墨義也只是經文的粗淺釋義,考生只要熟讀經文及註釋,就能考出好成績。所考經書包括:大經《禮記》、《左轉》;中經《詩經》、《周禮》、《儀禮》;小經《周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另外還有必考的《孝經》、《論語》。
進士科,原本只考策問,後來加上帖經、雜文。進士科的帖經只考大經加上《老子》;雜文則要求詩賦各一篇;策問要求寫五篇,內容囊括國家時政各方面。
進士科受到重視始於貞觀年代(太宗李世民年號)。
「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太平廣記》)
較之明經科,進士科入取更難。唐代進士錄取比例以百中取一、明經則是十中取一。因此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之所以進士科備受推崇,不僅與進士科考試內容難、錄取名額少有關,也是因進士科考在基礎倫理學問修養前提下,重視時政策問,因此更能選拔出真正安邦治國高品質人才的緣故。
唐之後世,進士科成了科舉的代名詞;宋代以後,進士科更是一科獨秀;元代科舉基本只剩進士一科。
唐代科舉的考試範圍非常廣,幾乎涵蓋了所有學科。從歷史、文學、數學、法律、書法到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領域的治國方略。
如明法科,考試內容為律七條、令三條,專為選拔法律人才;明算科,考數學;明字科考書法;諸史科,考歷史;道舉科,考道家經典「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
最有意思的是「童子科」。
唐代童子科承自漢。東漢規定兒童年十二至十六歲,能「情通經典者」可以入選,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職。
唐以後科舉特設童子舉。舉凡十歲以下,通一經及《孝經》、《論語》的,皆可參加童子科考試。能背誦十卷的可以授官,能背誦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
宋朝,童子科改為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者。
4. 詩賦在唐代科舉中的地位
眾所周知,唐朝是中國古代詩賦史上一個巔峰時期。無論是詩賦的質、量或是作品創作者方面,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輝煌。究其原因,與科舉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有言:「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以詩取士」一句,道出詩賦在科考中的重要地位。為了科考得中,一代代學子們從識字開始便學習磨練詩賦創作能力。因此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文采秀美成為才學的重要衡量標準。
唐朝科舉時興「行卷」(或稱「溫卷」)。一般而言,唐代進士的取錄標準不僅取決於應舉人的試卷成績,主考官往往會考慮應舉人平日的文學名聲,以及各方名人的推薦。
應舉人為了加深主考官對自己的印象,於是到京師之後,紛紛將自己的文章寫成卷軸,獻給當時的達官貴人、社會名流,請求他們為自己播揚美譽,向省試主考官加以推薦,以便藉由自己平日的文學成就及聲望,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
這種方式,當時稱為「行卷」。行卷非常講究,製作行卷的紙或絹要厚實,字要工整,行款也有一定格式,內容則多為詩賦及記傳、序書。
辛文房《唐才子傳》中,記載了一段大詩人白居易的行卷故事。
當年白居易年方弱冠,聲名未振,因此也要像其他考生一樣行卷。白居易將作品結集,恭呈著作郎顧況。顧況看了卷面上的姓名,謔笑參半地說:「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但開卷覽閱白居易的詩作後,大為讚歎,讀至這首至今膾炙人口的五律: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顧況改口歎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爾。」
此後白居易漸有文名,最終如願登進士第。他的這段行卷經歷,也成為中國文壇一段佳話,流傳至今。
不過,也有很多達官貴人對應舉人投獻的行卷連看也不看,棄之一旁,任憑看門的僕人當廢紙賣掉,充作「脂燭之費」。◇(待續)
——節錄自「弘揚傳統文化」徵文 / 大紀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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