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看清中共本質 遠走他鄉的國學大師
還有一些國學大師，看清了中共的本質，在大陸淪陷於中共之前，遠走他鄉。這些人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傅斯年和錢穆等。
胡適
1948年底，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搶救」的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由於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共產黨方面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早些時候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祕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胡適回答：「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產黨高層沒有放棄，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回憶，「我到校長辦公室找胡適，商談甚麼問題。忽然撞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夜裏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
「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著國民黨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並派專機迎接。胡適臨行前，派人勸好友、輔仁大學校長、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同機飛南京，陳垣不從。不但陳垣不從，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這一拒絕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
1951年，中共為了加強對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胡思杜違心的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
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黨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9月21日上吊自殺。
早在1919年，胡適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
對於蔣介石將中共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以及剿共的舉措，胡適是非常贊成的。他在撰寫的文章或演講中就表示：「蔣介石進行清黨的舉動……是站得住的。」「我們不反對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叛亂（註：指中共叛亂）。」「國內不統一，剿匪需要很大的兵力。」「新四軍之解散，為軍紀上必要之舉動。」
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舉行談判，蔣介石提出縮編中共的軍隊，胡適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痛下決心，放棄武力」。
中共挑起內戰後，胡適以國民大會主席的身份領銜提出《戡亂條例》，並對記者稱，中共比日軍更壞，「我的家鄉抗戰八年未遭破壞，而共產黨佔領三日，即洗劫一空。」
1950年，胡適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認為共產黨是說一套做一套，在共產黨的管制之下是沒有自由的。
傅斯年
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了延安訪問，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為了紀念傅斯年，台灣大學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在史學領域很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錢穆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錢穆在1949年選擇離開大陸，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之初，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
「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
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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