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陳寅恪活活被紅衛兵嚇死

與在中共統治下不同的是，民國時期湧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按照一些描述民國時期的書籍所言，他們是一批有「骨氣」而又「好玩」、「有趣」且學問深厚之雅士。他們有時如孩童般天真，但對世事，卻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為。至於他們何以如此「恣意妄為」正是得益於民國政府的寬容。

彼時，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識份子對待政府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毫無疑問，能夠形成這種相互信任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民國政府的誠意。

然而，中共建政後實施的殺伐政策，不僅使留在大陸的民國時期大師們一個個慘遭迫害，甚至慘死，而且也徹底導致知識份子的脊樑彎曲。1949年後中國大陸再無大師出現也是必然，因為出現大師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腐蝕。本系列講述的就是幾位大師慘遭中共迫害的經歷，本篇說的是民國最為著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這個名字，在民國時期可是響噹噹的。他，沒有文憑，卻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其課堂常常擠滿來自北京其它高校的學生；他，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他，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而他也極有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北京赴任條件不宗奉馬列主義

根據大陸出版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陳寅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離開大陸，從此命運便註定。他先在嶺南大學任教，後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二十年。

1953年，「喜歡歷史」的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等「紅色學者」組成，毛欽定陳伯達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三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為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為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為範文瀾。

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範文瀾均馬上赴任，唯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籛。當時汪籛懷裏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主張學術自由的陳寅恪還提出赴任的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奇）給一允諾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沒有答應，去北京赴任之事不了了之。

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後，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批判，但在中南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

洞穿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嚴酷可怕

早年在歐洲留學時，陳寅恪曾讀過德文版《資本論》。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媒體報道得知消息後，立即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我去過歐美、日本，唯獨沒去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覺得俄國人很可怕的陳寅恪，沒想到的是，從自己留在中國大陸的那一刻起，以俄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經開始觸手可及。1950年前後，陳寅恪曲筆寫了一首名為「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了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史太林逝世，在蘇聯重印三百次、發行四千二百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則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虛經」。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共上世紀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史太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來說很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份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陳研究歷史余英時：不取馬列主義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上世紀50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代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份子不堪壓力，或選擇自殺或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份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北韓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份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提到：「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故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先生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