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電影《再見UFO》作為香港亞洲電影節的開幕電影首映。一晃眼，7年過去，終於正式走進戲院公映。時光的延宕非但沒有磨蝕這部電影的銳氣，反而賦予了它一種近乎預言般的沉重感。

這7年間，香港人經歷了集體記憶的清洗、社會結構的重塑，以及個人生活軌跡的劇烈位移。今日再看《再見UFO》，它已不再僅僅是一部關於華富邨童年回憶的懷舊小品，而是一面鏡子，冷靜而殘酷地映照出香港人，是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一步步被社會「馴化」成面目模糊的大人。

在電影的文本裏，「UFO」是童年時代對未知世界的純粹信念、是一份未被現實污染的天真與好奇。何家謙、陳子健、林可兒三位主角，在童年時共同目睹了那道劃破夜空的光。長大成人的過程，就是一個主體性不斷被剝奪、被修正、被體制化的過程。

電影最有力的地方，在於將3位主角的成長軌跡，精準地嵌入了香港近30年的宏觀歷史脈絡之中。這3個角色，恰恰隱喻了香港人在面對時代變遷時的3種不同姿態。

何家謙患長期病，成為一個「沒有明日之人」。在經濟掛帥的香港，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邊緣人。但諷刺的是，正因為他被排除在主流社會的上升通道之外，他反而成了3個人當中最清醒、最倔強地守護「那道光」的人。

與家謙相對的是子健。子健代表了香港最主流的「獅子山下」神話實踐者——透過個人努力向上流動，最終卻淪為中環價值觀的奴隸。

林可兒在婚禮前夕的巨大惶恐與沉默，是全片最令人動容的視覺符號。她擁有光鮮的外表、令人羨慕的歸宿，但她在披上婚紗的前一刻，看著鏡中的自己，卻感到無比的陌生。
《再見UFO》是一部香港近代史的微縮膠卷。導演用了大量的細節與符號，將觀眾拉回那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那場落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夜的傾盆大雨，不僅打濕了殖民地的旗幟，也澆滅了黃金時代的餘暉，預示著一個充滿考驗的未知新政體來臨。

股市的瘋狂與金融風暴的幻滅，展現了香港人如何將命運對賭於資本市場，並在一夜之間被現實擊碎。2003年4月的陰影，SARS疫症橫行，全城戴上口罩，人與人之間充滿隔閡與恐懼；與此同時，張國榮的離世更像是一個時代優雅與浪漫的終結。

電影巧妙地避開了宏大的政治口號，而是將政治與社會的變遷，內化為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如果在2019年公映，《再見UFO》可能會被解讀為一首對舊香港的悲傷輓歌；但在經歷了數年社會徹底洗牌後的今年，這部電影的公映，更像是一場遲來的心靈重建與集體心理治癒。

「Mayday」是國際通用的無線電遇難求救訊號。在片中，它是小孩對未知星空的呼喚；但在2026年的當下，它更像是無數流散港人在世界各地，或留守在原地的香港人，內心深處發出的微弱求救信號。

當這個城市已經變得連我們自己都快要認不出來的時候，我們憑藉甚麼去認出彼此的本來面貌？是靠身份證上的號碼？還是靠我們共同見過「那道光」的集體記憶？

電影沒有給予觀眾廉價的希望，也沒有販賣無謂的悲觀。它只是溫柔而堅定地擁抱了每一個在現實生活中被撞得頭破血流、被社會規範馴化得疲憊不堪的「大人」。

當散場的燈光亮起，走出喧囂的街頭，高樓大廈的LED屏幕依舊刺眼，但請你記得抬頭看看天際——在那個被污染的夜空背後，或許那道屬於你、屬於我們集體青春的「UFO之光」，從來都沒有真正消失過。只要我們還願意相信，我們就還沒有被徹底馴化。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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