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對總部位於法國里昂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簡稱Interpol）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香港在主辦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方面發揮的角色，引發了人們對該組織被用來打擊異見人士和使全球政治鎮壓合法化的嚴重擔憂。
香港將於2026年主辦第94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這將是大會首次在香港舉行，也是第三次在中國舉行。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此前曾於1995年和2017年在北京舉行。
英國倫敦聖安德魯山5號律師事務所（5 St. Andrew’s Hill Chambers）的出庭律師本‧基思（Ben Keit）專門研究紅色通緝令（Red Notices），他說：「世界上最專制的政權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濫用紅色通緝令的國家之一（共產中國），竟然主辦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紅色通緝令是國際刑警組織要求成員國定位並臨時逮捕個人以便引渡或採取類似法律行動的機制。
2024年，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15,548份紅色通緝令和擴散通緝令（Diffusion）。其中2,462份通緝令被駁回，包括305份違反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的通緝令，該章程要求尊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簡稱UDHR，1948）。
2025年，拒簽案件總數上升至2,550宗，其中558宗涉及人權問題。這些不斷上升的數字凸顯了人們日益擔憂國際刑警組織系統被濫用於政治目的。
當某個政府向國際刑警組織提出請求，聲稱某人因欺詐、腐敗或恐怖主義等普通犯罪而被通緝，而其真實動機卻是政治性的，這種情況就會發生。如果請求獲得批准，該人可以在196個成員國中的任何一個邊境口岸被拘留。即使最終撤銷了通緝令，此人也可能已被逮捕、旅行受阻、失去工作，甚至面臨被遣返回請求國的境地。
俄羅斯和中共一直被認為是這個進程中的主要濫用者。常見的受害者包括流亡的反對派政治人士、逃離迫害的記者、維吾爾族和法輪功學員等宗教少數群體、捲入政治糾紛的商界人士，以及少數民族活動人士等。
國際刑警組織自身規則禁止發布「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通緝令，並每年以此為由駁回數百份通緝令。批評人士認為，審查力度不足，國際刑警組織缺乏調查能力來核實每份通緝令背後的真實動機，而且即使是暫時生效的虛假通緝令，在被撤銷之前也可能造成嚴重危害。
今年1月，香港警務處處長周一鳴（Joe Chow Yat-ming）表示，此次活動旨在「展現中國、香港和香港警隊的正面形象」。然而，如今在北京強加的《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下運作的香港，是國際人權法最嚴重的違反者之一，尤其是在逮捕示威者和異見人士方面。
根據總部位於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簡稱HRW）援引的政府數據，從2019年6月9日至2024年3月，共有10,279人因參與抗議活動而被捕，其中2,910人被起訴，1,475人被定罪。
《國家安全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並於2024年3月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進行了擴展。截至2025年6月23日，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確認，自2020年以來，已有332人因違反《國家安全法》而被捕，其中165人被定罪。
該法的定罪率異常高。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25年6月報告稱，自2020年以來，根據香港《國家安全法》被起訴的人中，91%已被定罪。在近90%的案件中，被告的保釋申請被駁回，被駁回保釋的人平均被羈押11個月。
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根據《國家安全法》判處親民主派媒體大亨黎智英20年有期徒刑，結束了香港歷時近五年來最引人注目的國家安全案訴訟。
香港也對境外活動人士採取域外措施。2024年12月，香港警方宣布對六名居住在海外的民主活動人士發出新的逮捕令，並懸賞每人100萬港元（超過12.7萬美元），同時吊銷了七名活動人士的護照，其中一些人居住在美國。2025年7月，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強烈譴責香港當局對15名民主活動人士發出域外逮捕令，其中首次包括一名歐盟公民。
美國國務院在2025年7月明確指出：「對行使基本自由的香港人進行域外打擊是一種跨國鎮壓。」
除了正式的逮捕令外，香港當局還加大了對被通緝活動人士家屬的騷擾力度，包括2025年4月逮捕了居住在美國的民主派社運人士郭鳳儀（Anna Kwok）的父親，這是首次對流亡異見人士的家屬提起訴訟。
在國際刑警組織層面，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歷時10個月的調查發現，中共和香港當局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以政權批評者、知名商人和尋求海外庇護的受迫害宗教少數群體成員為目標。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曾於2016年至2018年擔任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主席的孟宏偉，據稱在2018年10月被中共反腐部門秘密拘留並指控受賄後，以缺席方式辭職。2020年1月21日，他被判處13年半有期徒刑。
他在2016年當選為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被視為中共在國際組織中擴大影響力的一項勝利，異見人士擔心他會被中共利用來追蹤流亡的反對派人士。然而，他最後一次與外界聯繫是在2018年9月25日，當時他從北京發出了兩條短訊。第一條短訊寫道「等我電話」，四分鐘後又發來一個刀的表情符號，顯然是在發出危險訊號。
他的妻子高歌（Grace Meng）在法國獲得政治庇護後，辯稱國際刑警組織被動地接受了他被迫辭職的事實，這助長了（中共）專制行為：「一個被強迫失蹤的人能自願寫辭職信嗎？警察機構能對這種典型的犯罪行為視而不見嗎？」
在香港舉辦大會——這個司法管轄區不僅積極追捕海外異見人士，更曾對流亡的活動人士發出海外逮捕令——此舉向威權政府傳達了這樣一個訊號：國際刑警組織是可接受的政治執法工具。
作者簡介：
安東尼奧‧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經濟學教授和中國經濟問題分析師，在亞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畢業於上海體育學院，擁有上海交通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曾在美國軍事大學（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國防議題。
原文：Interpol at Risk: CCP Influence and the Abuse of Red Notic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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