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時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表示,古巴對經濟的嚴格控制是一種在世界其它地方已經失效的模式。他說:「古巴的根本問題是它沒有經濟,而那些掌權者,那些控制著這個國家的人,不知道如何在不放棄對一些領域控制權的情況下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他們想要控制一切,不希望古巴人民擁有任何控制權。對古巴人民來說,擁有更多自由很重要,不僅是政治自由,還有經濟自由。而這個政權一直不願給他們這些自由,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對古巴人民的控制,失去權力。」他還表示,特朗普政府願意提供更多人道援助,但這顯然不是解決古巴問題的長久之計。

3月16日,古巴陷入全島大停電,1,100萬人口面臨嚴重的能源與經濟危機。圖為2026年3月4日,古巴首都哈瓦那停電後的街道景觀。 (Adalberto ROQUE / AFP via Getty Images)
3月16日,古巴陷入全島大停電,1,100萬人口面臨嚴重的能源與經濟危機。圖為2026年3月4日,古巴首都哈瓦那停電後的街道景觀。 (Adalberto ROQUE / AFP via Getty Images)

我們知道,魯比奧是古巴裔美國人,其對古巴的關注和期望古巴人民能過自由快樂的日子應不在話下,也應深切了解古巴的問題所在,而在他對各國豐富的觀察比較,所提出的「給予人民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開放經濟」之路,應該就是「通往自由繁榮」的「正路」。

其實,這一條「自由經濟之路」,早已是老生常談,其成效也有斑斑史跡可考。已故的台灣中研院院士蔣碩傑教授,早年就強調「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是關係著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學科,並明確指出,中國大陸共產黨實施錯誤的馬列史毛經濟政策,使三十餘年的經濟ㄧ無成就,人民一窮二白,而自由世界國家中拉丁美洲諸國,也因採取錯誤經濟政策,致人民貧窮、成長停滯,唯有物價則騰漲不已。

蔣教授還將台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成功,為文公開宣揚,肯定開放、鬆綁的「自由經濟策略」。邢慕寰院士也在1982年寫了<一塊石頭的奇蹟—香港經濟增長的故事>這篇文章,指出香港採用「積極的不干涉政策」或「市場機能、自由經濟」策略,讓香港在三十年間「由一塊頑石變成一顆鑽石」。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這位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經濟守護者,深知自由經濟策略的正面成效,不但在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兩本巨著中詳細解說,還風塵僕僕走訪各國竭力推薦,連軍政府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都不放過,即使飽受攻擊其「為虎作倀」,甚至影響他獲得諾貝爾獎也在所不惜,只因他相信「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才是人類自由幸福的成因。最有名的就是1970年代智利軍政府推行的經驗,在弗利曼等芝加哥大學教授的引導下,留學芝大的「芝加哥小子」(The Chicago Boys)在軍政府統治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濟增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智利經改成功也隱含著一個重要問題:在軍事高壓統治下經濟自由可行嗎?縱使可行且獲致良好成效,會不會使軍政權的壽命延長,甚至更好,而剷除異己的恐怖行徑會更加嚴重?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在弗利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第一章<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中找到。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結合的體制較能促進人民的福祉,若兩者無法並行,經濟自由較優先,之後就會衝擊政治民主。此由智利和台灣由經濟自由過度到政治民主的事實得到印證。或許就是基於這種體認,弗利曼乃樂意向獨裁專制政權領導人推銷自由經濟理念並化為政策。除了對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遊說外,弗利曼也對中共領導人趙紫陽做同樣事情,奈何在江澤民掣肘和趙紫揚本人堅信「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下,中共國無法進一步自由化,而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粉碎了中共國民主化,也窒息了自由化,更激起全球對中共國的經濟制裁,中共國經濟陷入困境。所幸在台商大舉西進和1992年法輪功在中國洪傳讓大量下崗失業者平和度日,不但沒讓失業成為問題,還讓社會安定、生產力提升,而自由和諧社會也有望成形,但在江澤民「私念、嫉妒、貪心」的一念之間竟在1999年7月20日展開舖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功」,而「第二次民主化契機」,也被硬生生扼殺,中共國經濟陷入「流氓經濟」荼毒人類。

再回頭看古巴,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 S. Becker)在1986年於美國《商業周刊》專欄寫了<古巴和台灣的經驗,讓我們上了珍貴的一課>這篇專文,就19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古巴和台灣的發展經驗,比較得出不同的制度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上,會分別產生甚麼效果。古巴一直熱切地支持馬克思主義,且以中央計劃的方式主導經濟,而台灣則採自由化的制度、以民間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在1950年代後期,古巴和台灣非常類似,人口密度都很高,旁邊都有個懷有敵意的國家隨時可能出兵侵略且封鎖對外貿易。當時兩地的平均國民所得水準都算高,古巴主要出口項目是糖和煙草,台灣則是糖和稻米,兩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經歷了動盪不安局勢,台灣必須安頓從大陸逃出來的兩百萬難民,古巴則損失了數以萬計對外移民。由於採行相反的制度,19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幾乎在每一個經濟和社會項目裏,台灣都遠遠地超越古巴。這個事實經驗告訴我們,以民間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在帶動經濟增長方面,要比馬克思制度強而有力得多,而東西德和南北韓的分裂狀況作比較,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

說到底,「開放經濟的自由經濟之路」才是和諧社會、富足生活落實的正確之路。在世界警察—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強力引導下,不只古巴、委內瑞拉、伊朗,…,甚至中共國都很有可能由「奴役之路」轉往「自由開放經濟之路」邁進,如此則人類幸甚!#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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