撣封塵：黨史軍史教科書不敢寫的「長征」

據媒體消息，3月10日，重大歷史題材劇「偉大的長征」正式殺青。這頭吹捧「長征90周年」的重磅大牛，預計10月登陸CCTV-1黃金檔。

近百年來，所謂「長征」和「長征精神」，一直是中共自嗨的超級神話。毛澤東有詩，舞台上有劇，銀屏上有影，樂壇上有歌，美術界有畫，課本裏有文，紅二代有「重走『長征』路」……真可謂叫囂乎東西，吹噓乎南北。

然而所謂「長征」，究竟是「長途遠征」，還是「長途逃跑」？究竟是「北上抗日」還是投奔蘇聯？下面，讓我們撥開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迷霧，看個明白。

蔣中正：掃平內患以迎強敵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件」，嫁禍於東北軍，隨後發兵侵略中國。以1932年2月5日哈爾濱失守為標誌，整個東三省全部淪陷。

然而就在這國難當頭之際，賣國漢奸黨中共於1931年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國中之國，分裂國家；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絕口不提保衛中國。

為蕩平內患以迎強敵，1933年10月17日，蔣中正調集國軍近百萬兵力，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至1934年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等縣的狹小地區。或將面臨一役清零的巨險。

中共第五次「反圍剿」慘敗捨家撇業落荒而逃

1934年的10月，中共紅軍在國軍第五次圍剿中慘敗，從將近三十萬銳減至八萬六千。1934年11月21日夜晚，從江西省瑞金等地出發，開始南下突圍。

寧動太歲土，不端匪幫窩。意思是說讓匪幫挪窩，比太歲頭上動土還難。毛澤東從1927年9月上井岡山，到1934年11月逃出中央蘇區，要讓他放棄苦心經營七年的老巢，談何容易？要不是被逼到生死絕境，讓毛挪窩實屬萬難。然而，在保老巢和保紅軍實力之間，毛澤東選擇了後者。這充份說明，毛中央紅軍放棄老巢瑞金，是疲於奔命的落荒而逃。

黨史專家司馬璐說，「在延安時，聽過一些長征幹部談到他們在長征途中九死一生的驚險遭遇，據他們說，甚麼長征？是奪路逃命啊！我們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主要領導人都是戰士們用轎子、擔架抬著他們過雪山草地的呀！」

「長征」逃亡前周恩來下令大屠殺甩包袱

1934年10月逃亡前，為了保證沒人逃跑和投降，周恩來下令中共政治保衛局嚴密甄別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血腥大屠殺。

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親眼目睹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這一幕令龔楚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隻身離隊投奔國民黨，成為「紅軍第一叛將」。

當時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以至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裏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殘忍的是，要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

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紅軍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

龔楚表示：「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據司馬璐講述：「長征」前，即 1934 年 10 月初，周恩來下令槍決了一批控制使用的中共高級幹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季振同。他是 1931 年底率領所部一萬七千餘人投共，並擔任過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投共後，其部下的第十五軍軍長黃中嶽，因為說了一句「我找紅軍的目的是為打日本鬼子，不是為了打內戰」，也因此被殺了。

「狠心縱隊」與「混帳縱隊」

紅軍突圍時，以林彪第一軍團、彭德懷第三軍團為先頭部隊。周昆第八軍團拱衛左翼，羅炳輝第九軍團拱衛右翼，董振堂第五軍團擔任殿後。中央領導人在行軍中居於全軍最中間。陸定一稱之為「抬轎子」，彭德懷稱之為「抬棺材」。

中央領導人又分為兩個層次：軍委縱隊與中央縱隊。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保護的對像是中央最核心的人物，如周恩來、秦邦憲，國際顧問李德等，代號「紅星縱隊」。中央縱隊司令員為李富春，黨政團高級幹部如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董必武等都編在這一隊，代號為「紅章縱隊」。

司馬璐說，在行軍中，指戰員普遍表露出對周恩來和其它中央領導人的不滿。陸定一所說的「抬橋子」，就是指黨中央領導人穩坐「轎子」，全體紅軍的任務是保衛「轎子」。所以有紅軍指戰員用諧音謔稱「紅星縱隊」為「狠心縱隊」，「紅章縱隊」為「混帳縱隊」，以此發洩內心的不滿。彭德懷口直心快，說中央兩個縱隊等於兩口棺材，我們抬著棺材，怎麼能打仗呢？

彭德懷「抬棺材」一語成讖

「抬棺材」本來是彭德懷對紅軍高層坐轎行軍的怨恨之語，不料卻一語成讖。只不過死的不是坐轎子的人，而是底層士兵。

在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的研究中，南下突圍第一個階段是向湖南西邊跑，為甚麼？因為那駐紮著紅軍賀龍、任弼時的第二、第六軍團。

結果，向中央紅軍還沒逃到湘西，國軍就開始圍追堵截，國軍30萬兵力封鎖湘江，計劃「圍殲紅軍於湘江東岸」。共軍以窮寇之勇拚死渡江，八萬六千人最後只剩下三萬人。湘西沒有去成而且又折兵大半。

據司馬璐講述——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1 日，紅軍徹夜搶渡湘江。紅軍這時也顧不得甚麼紀律了，拚命向前推擠，爭取上船。江水太急而船又少。後面的紅軍把前面的紅軍推落水中。劉伯承也說：「這麼過江不是辦法，我們自己人都把自己人擠死了。」民夫只顧逃命，把一部與莫斯科聯繫的重型電台也拋棄了。銀元、黃金由中央領導人和紅軍首長分別纏在身上。

周恩來說：「我們渡過湘江，就是勝利。」紅軍政工人員在高呼：「同志們，衝呀！」「為革命犧牲最光榮！」也有人輕聲罵政工人員是「賣膏藥的」。

槍聲、炮聲、划船的聲音，國軍照明彈閃爍而過。有的船被炮彈擊中了，江上的血浪像火花。政工人員又在叫：「同志們，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湘江在咆哮，人在哭，鬼在嚎，也有柔弱的呻吟的聲音：「馬克思，救命呀！」

彭德懷指著李德罵「我操你娘」

湘江慘敗，彭德懷、林彪等紅軍將領窩了一肚子火，竟然在猴場會議上把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當猴耍，把氣撒到了他身上。

1934 年 12 月 31 日，紅軍逃到了黃平縣猴場。次日中央軍委開會正式決議，「今後作戰方針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上做報告。」

周恩來示意總書記秦邦憲（博古）發表意見，他兩手一擺，聳聳肩說：「恩來同志，在軍事上我一向聽你的，現在甚麼方案都可試試。」

王稼祥從擔架上坐起，指著秦邦憲說：「你們是甚麼布爾什維克，中央誰負責，你說恩來，恩來說你……」

據聶榮臻回憶，秦邦憲當時舉槍對著自己想要自殺，是聶從他手上把槍奪下的。王稼祥笑對秦邦憲說：「你這就更不像一個布爾什維克了。」

彭德懷突然走到李德（共產國際代表）面前，指著李德說：「我操你娘。」

李德問伍修權（1933年起任李德翻譯）：「他說甚麼。」

伍修權猶豫了一會兒，機智的對李德說：「彭德懷同志說，他很喜歡你的媽媽。」

李德說：「很好很好，你喜歡我的媽媽，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國際主義者，絕對沒有關係。」

彭德懷又問伍修權「李德說甚麼？」伍修權臉色一沉，嚴肅的說了一個「好」字，彭德懷會意自己打了一個大勝仗，狂笑不已。

年輕氣盛的林彪看到這情景，對彭德懷有幾分醋意，突然也一個箭步走到李德面前，舉拳便打。林彪接著對李德說：「顧問同志，你不是在軍事上要我們『短促突擊』嗎？老子這一拳就是對你進行『短促突擊』！」

伍修權對李德翻譯說：「林彪同志問，短促突擊是不是這麼打法？」

但是，這一回李德看出來了，彭德懷和林彪的態度都是不懷好意的。李德用英文轉對周恩來說：「今天這個會，亂成這個樣子，對國際毫不尊重，反對國際就是反黨。中國黨脫離國際的領導，很嚴重啊。」

毛紅軍與張國濤會合時「只剩下一副骨頭」

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中曾經記錄，25日，兩軍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師大會。「我與毛澤東等在懋功初會時，雙方在政治軍事以及兩軍的關係上，就表現了針鋒相對的看法。」見面後不久，「接著而來的就是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

當晚聚餐過後，朱德陪同張國燾回到住所，雙方談了一個通宵。朱德嘆息著向張國燾說：「現在一方面軍是不能打仗了……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

《我的回憶》指出，八個月前一方面軍由江西西行，人數約九萬，到達懋功時只剩一萬人了。而且所有的炮都丟光了，機關鎗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平均約五顆子彈。他覺得這些少的可憐的子彈，只能作保槍之用了。他認為一方面軍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軍的策應，「這次真是走到絕路了」。

《大公報》讓毛中央紅軍絕處逢生

1935年9月，中共紅軍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村（今高吉村）。次日，在此地舉行會議。毛澤東說：我們要按照一年前第三共產國際給我們的指示，要努力向北通過寧夏、甘肅，打通通往蘇聯的道路，這樣的話即使我們被殲滅很多人，還能保留一些幹部到蘇聯修養身心，然後回國來再進行革命。

可是沒有想到，張國濤和毛澤東鬧翻了，張國燾希望能在西康創建根據地；而毛澤東乃率領紅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6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執行北上投蘇計劃。

1935年9月11日，毛中央紅軍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村。次日，在此地舉行會議決定，能走多快走多快、能跑多遠跑多遠，儘量靠近蘇聯地區以保全自己。到達甘肅省隴南小鎮哈達鋪時，毛澤東意外獲得一份《大公報》，上面說「盤踞陝北的紅軍，匪軍軍長劉志丹轄三師，為匪主力部隊。」毛據此得知，陝北有紅軍和蘇區根據地。徐海東和劉志丹在陝北還有幾萬紅軍，於是毛決定，不再逃往蘇聯，要和劉志丹和徐海東會合。

1935年10月19日，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又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留在陝北。

紅軍長征路上的生存之道——打家劫舍

自古以來，打家劫舍就是土匪的看家本領和生存之道。中共軍隊作為南昌叛軍、秋收暴亂痞子軍和井岡山土匪三合一起家的土匪流氓軍，自然繼承了這一祖傳衣缽。

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毛澤東為甚麼不直言相告？顯然有難言之隱。

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一直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籌集軍糧軍餉的問題。每佔領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土豪打光了，便派突襲隊到白區（國統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紅區附近的白區土豪也被打光了，老百姓也跑得精光，最後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無人區。

早在「長征」之前的蘇區時，中共就有負責打家劫舍的專職機構——「沒收徵發委員會」，建立了從省到鄉的分級機構。1934年11月10日，總政治部頒發了《關於紅軍中沒收徵發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長征途中，沒收的決定權從蘇維埃政府轉到了軍隊政治部。

資料顯示，僅在貴州地區，紅軍在黔陽抄沒李義懷、粟恆雲等土豪家產；在遵義沒收了軍閥王家烈的5萬多元銀洋、大量食鹽和香煙；在湄潭打了47家土豪，分掉海量糧食、食鹽和肥豬。

1935年1月紅軍來到貴州桐梓縣城時，當地富人早已將大量財物轉移儲藏在周圍山洞。紅軍除徵收他們的財物，還攻打山洞獲得大量財物，折合大洋30餘萬元。

紅軍下飯館做皮衣吃鍋貼羊肉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傳中，「長征」是北上抗日的「艱苦卓絕的壯舉」，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撰文說，被中共刪掉的何滌宙所寫的《遵義日記》文獻價值最高。這本日記卻寫了紅軍幹部團幾個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裏，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曾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

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憶文章中，也曝出紅軍「長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線大半是產米地區，每天每頓都是米飯；困難時有酥油，還有鍋貼、水餃、火腿、羊肉吃。有時想辦法換口味，假如尋到豬油、麵粉，又能從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鍋，就自己做鍋貼。（摘自《文人飲食譚》）

李一氓等紅軍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餃是件大事，無論如何，一樣的材料，一樣的做法，經過煎烤，鍋貼比水餃香。愈做手藝愈純熟，他們的鍋貼甚至出了名。

李一氓還說，有一晚在甘肅臨洮縣屬的哈達鋪，幾個紅軍合資共得銀元一枚，向當地人買了一隻羊，幾個紅軍把羊分為若干種做法，有羊肉鍋貼，幾個人當晚就把一隻整羊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