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伊朗局勢再度出現劇烈變化,引發市場對中東能源供應穩定性的關注。外界多從軍事衝突與政權穩定性的角度解讀相關發展。然而,作為長期受西方金融制裁的主要能源出口國,伊朗的部份能源交易難以進入以美元為主導的結算網絡,其對外結算安排因而呈現出一定的替代性特徵。過去數年,在制裁環境下形成的替代性結算渠道逐步發展。

若將視角從地緣政治轉向跨境支付與清算機制,便會看到另一條同樣關鍵的脈絡:能源貿易結算體系在衝突情境下的穩定性。

近年來,中共在部份能源貿易中逐步推動以人民幣結算,並通過資源換基建與長期供應協議等方式,降低對美元結算網絡的依賴。這類安排不僅是商業交易條款的調整,也涉及在制裁環境下重構結算渠道的制度考慮。

因此,問題或許不再只是伊朗政局本身,而是:一旦以人民幣計價的能源結算安排在衝突或制裁升級情境中面臨中斷,其背後所依賴的流動性支持與信用安排是否具備足夠的抗衝擊能力,並在地緣政治動盪中保持穩定?

能源依賴與人民幣結算的戰略支點

對於尚未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貨幣而言,能否在能源交易中獲得實際使用,往往影響其在跨境支付體系中的接受程度。

從進口結構來看,伊朗與委內瑞拉合計約佔中國石油進口的17%左右,俄羅斯約20%,三者合計接近四成。這些供應國多面臨制裁或金融渠道受限,使其在結算安排上更傾向尋求美元體系以外的替代方案。

在此背景下,部份能源交易開始採用人民幣計價,或通過基建換資源、投資換供應等安排進行,使相關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依賴美元清算體系。

對於貨幣而言,能源結算的意義不僅在於貿易便利,而在於是否能夠為其資產創造持續的持有需求。石油作為全球流動性最高的大宗商品之一,其結算貨幣的選擇,往往會影響交易對手對相關貨幣資產的持有意願。

若一種貨幣能在能源結算中取得穩定使用,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對其資產的持有需求。對於尚未具備完全資本項目開放條件的貨幣而言,這類需求亦可能成為其國際使用範圍得以擴展的重要渠道。

因此,能源結算不僅是貿易安排的一部份,也可能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一項支撐因素。

歷史對照與風險訊號

能源計價與結算,從來不只是貿易安排。

歷史上,伊拉克曾在特定機制下提出以歐元計價結算石油;委內瑞拉在制裁與金融限制加深之際,多次嘗試降低對美元結算的依賴;伊朗則在近年與中共的能源交易中,逐步強化以人民幣或替代性安排完成支付的做法。這些案例不宜被簡化為單一因果,但至少說明一點:能源結算體系長期被視為高度敏感領域,其調整往往不僅涉及商業效率,也關乎金融通道的可行性與相關風險考慮。

「石油美元」體系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固然有市場慣性與交易習慣的因素,但更深層的支撐來自美元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以及美國在主要產油區安全架構中的角色所形成的制度環境。當結算安排出現變動,其影響往往不僅反映在價格波動,也可能反映在風險溢價、資金流向與制度預期等層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局勢的變動便不只是供應端的擾動,也可能削弱市場對人民幣能源結算安排穩定性的預期,並迫使相關交易網絡重新評估其可持續性與風險邊界。

能源戰略的雙重路徑:新能源與結算多元化

過去十年,中共在能源與產業政策上逐漸形成一種雙重路徑。

對外,在部份能源貿易中推動人民幣結算,並與部份國家探索非美元結算安排;對內,則加速新能源發展,以降低對石油與天然氣進口的依賴。

數據顯示,中國光伏組件產量約佔全球七成左右,新能源車銷量佔全球市場逾五成,未來數年佔比仍可能進一步上升;在鋰電池及鋰資源精煉與中下游供應鏈中佔據領先地位。這些布局不僅關乎產業競爭,也與提升能源自主程度密切相關。

對外試圖降低對石油美元體系的依賴,對內則減少對傳統能源進口的需求,兩者在戰略邏輯上形成一定的互補結構。然而,新能源替代往往需要長期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而地緣政治衝擊則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出現。

當外部能源結算通道承壓,而新能源替代尚未完全形成時,兩條戰略路徑之間可能出現一定的時間差。這種時間錯配,本身便可能成為一種潛在的戰略風險。

一帶一路與跨境結算通道的承壓

能源結算的擴展往往依賴穩定的運輸與物流通道。許多能源運輸路徑與「一帶一路」涉及的港口、航運與基建網絡高度重疊。

近年來,部份關鍵通道的不確定性有所上升。海上方面,霍爾木茲海峽與紅海航線的安全風險受到更多關注;陸上方面,巴基斯坦、阿富汗與部份中亞地區的安全局勢亦時有波動。這些因素不僅影響能源運輸,也可能對相關基建合作與貿易往來產生連帶影響。

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不僅是一個基礎設施與物流網絡,也逐漸成為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重要場景之一。能源交易、基建投資與長期供應協議,往往同時伴隨資金與結算安排的跨境流動。

當能源供應與物流通道同時面臨不確定性時,相關交易與投資活動亦可能受到影響,人民幣在部份區域的跨境使用空間也可能隨之收縮。

若能源結算網絡與關鍵運輸通道同時承壓,人民幣通過貿易與基建合作向外擴展的節奏,亦可能出現放緩。

人民幣國際化的結構性困境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人民幣在部份能源結算場景中的使用多集中於地緣政治風險較高的國家,相關合作本身也因此伴隨較大的不確定性。

當相關合作主要依賴受制裁或金融渠道受限的國家時,國際化路徑在擴張初期便往往伴隨較高的風險溢價。

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所面臨的重要約束,不僅涉及資本管制與制度信任等制度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緣政治環境的穩定性,而非單純的技術或支付系統設計。

貨幣國際化需要的是可預期的結算環境與穩定的能源供應。一旦關鍵節點長期處於不確定之中,其國際化進程往往難以維持原有的擴張節奏。

一場耐力戰

伊朗事件本身或許不會立即改寫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但它也為這一進程提供了一次清晰的壓力測試。

能源結算、地緣政治與貨幣戰略三者交織,構成了人民幣國際化所面臨的重要外部約束。當能源供應節點動盪,結算網絡承壓;當外循環空間收縮,國際化進程便面臨耐力考驗。

去美元化從來難以成為短期策略,而是一場長期博弈。問題在於,在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正面臨更多現實約束,其擴張節奏也可能因此放緩。

這場競爭或許不取決於某一場衝突的結果,而取決於能源通道與結算網絡能否在動盪中保持穩定。

人民幣國際化的挑戰,或許不僅在於資本管制與制度設計,也與能源供應、地緣政治與時間結構密切相關。這更像是一場耐力戰,而不是速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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