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是一個移民社會，一度成為重要的「避風港」，因國共內戰前來避難者令香港人口暴增，在二戰後由之前的80萬人增至200萬人。那時還出現文化「百家爭鳴」的局面，出版物琳琅滿目，傳播兩岸皆不能說的話，其背後存在著「第三勢力」，與美國密切相關。大名鼎鼎的余英時教授，正是歷史的見證者。
在今年2月台北國際書展的講座中，來自香港的學者柴宇瀚博士帶來新書《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並以「香港『第三勢力』與移民潮」為題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柴宇瀚是香港史學會理事、民國史學會研究員議團團長，活躍杏壇十多年。他走訪台灣的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中央研究院及香港歷史檔案館等等，閱讀大量近十年才解密的文件，抽絲剝繭尋覓一段塵封的歷史。回顧國共內戰後期流亡香港的華人群體，1950年代起在國共兩黨以外組織「第三勢力」，獲得美國的經濟支援，在海峽兩岸的夾縫中左右大局。
「第三勢力」的形成與發展
國共內戰進入後期，大批國民黨官員、軍人、知識分子及普通民眾流亡至香港。他們之中，有人選擇定居香港謀求生計，也有部分軍政要員希望組織反攻，重返中國大陸。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冷戰局勢下，策動部分流亡人士組建政治與軍事組織，試圖利用香港作為橋頭堡來對抗中共與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資助下，這些反共、反蔣、反獨裁的勢力逐漸形成，被統稱為「第三勢力」。這股勢力不僅有軍事上的行動計劃，也包括政治組織和文化運動，意圖在國共之外另闢蹊徑，試圖影響未來的中國發展。
吸引柴宇瀚博士的歷史，並非「第三勢力」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事蹟，而是出版業務蓬勃發展的一段往事。在1949年至1994年期間，許多知識份子在文化事業上的投入，令香港步入了一段黃金時期。他們成立出版社、發行報刊，出版各類政治、文化、哲學等方面的書籍，內容涵蓋兩岸皆難以公開討論的議題。這一時期的香港成為華語世界言論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使得香港的文化事業達到高峰。
自由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高原出版社、自聯出版社、亞洲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再生出版社⋯⋯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出版社背後，其實都有來自美國的經濟支持，發行的書籍、雜誌、報刊，對香港文化影響深遠，例如，曾經出版對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都是友聯出版社屬下的刊物。參與其中的文人墨客，他們的言論與精神至今依然活在人們心中。《香港文化眾聲道》對友聯出版社前董事總經理何振亞採訪中，提到友聯社創辦的宗旨理念——「政治民主、經濟公平、社會自由」，反共也是刊物的一大方向。
「第三勢力」之所以能夠在香港蓬勃發展，與新亞書院的學術支持密不可分。新亞書院的師生關係緊密，許多教授如錢穆、唐君毅等人，會主動向出版社推薦優秀學生進入出版界工作。這種推薦制度促成了新亞書院畢業生在「第三勢力」出版機構中的大量任職，也使得這些出版社成為自由思想的溫床，吸引了眾多有志於推動自由民主的年輕人。
人才濟濟的大磡村 自由思想孕育地
左舜生、易君左、余英時、許冠三、胡越（司馬長風），這些在文壇中赫赫有名的前輩，他們都曾經居住在一個如今已經拆卸的大型寮屋區——位於鑽石山的大磡村。
大磡村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客家村，最初的開拓者是明代皇室後人朱仁鳳，1715年遷至香港，朱氏家族在此聚居。最初村民以務農為主，附近鑽石山礦場開始運作後，村民以採石維生，朱氏宗族的三房子孫共同管理村中十多萬平方呎的屋地和菜田。直到1930年代，英國皇家空軍在大磡村建造飛機庫，又建起了半圓形的機槍堡用以守衛啟德機場航道。到日據時代，啟德機場附近一帶的鄉村全被拆毀，朱氏宗祠被夷為平地，村民亦被迫遷離。二戰結束後，大批中國難民逃難來港，大磡村成為新移民的落腳點，就地取材建起木屋，形成大型的寮屋區。
柴宇瀚博士講述：「大家來到新的地方，都會一傳十，十傳百，聚居在同一地，好互相照應。大磡村巧合的住下來的就是一班知識份子，例如左舜生來到香港後，湖南同鄉易君左也在1949年避居香港，那時候就互相幫忙，左舜生提供了一個房間給易君左和他太太居住，兩人還一起開了間雜貨店，名為『榮康商店』，這些地方都是知識分子相聚的地方。」
翻查當時的文人所創立的出版社地址，也都可以看到集中於鑽石山附近，如的自由出版社在鑽石山下元嶺152號，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平凡出版社都在鑽石山大觀路16號，高原出版社在鑽石山下元嶺⋯⋯這些出版社的創辦人及活躍分子，都居住在附近的大磡村，這裡也成為了自由思想的孕育地。
余英時與「第三勢力」
余英時曾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之一。《余英時回憶錄》寫下這位文壇名人的香港記憶：「我在香港的五年（1950-1955）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地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相確是如此。」這段記憶，正正印證了那個年代香港社會的情況。
柴宇瀚博士對「第三勢力」這個議題進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余英時回憶錄》當中講述香港「第三勢力」的往事的啟發。他介紹，余英時最初與「第三勢力」的接觸是通過自由出版社旗下的《自由陣線》，20出頭的他年輕有為，當時的稿費也很高，大約寫1,000字就可以得到10元的稿費，相當於一星期的伙食費，余英時投稿後，該報刊的編輯丁廷標對他的才華非常賞識，便邀請他擔任《自由陣線》的編輯，並負責一個青年專欄，讓他可以尋找優秀的文章進行發表。這一經歷讓余英時深入接觸「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群體。
後來，余英時從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後，受錢穆教授的推薦及友聯出版社邀請，短暫擔任《中國學生周報》的總編輯，僅僅持續了三個月，他因與創辦人理念不合，加上他準備報考新亞研究所，最終選擇離開總編輯職位，回到《自由陣線》繼續從事編輯與寫作。
余英時在新亞畢業後，渡洋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從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獲該校受聘為中國史教授。1973年，余教授回中大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兼任大學副校長，兩年後重回哈佛任教。雖然余英時一生大部分時間在美國，但香港始終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轉捩點，「第三勢力」的群體對他後期的思想影響頗深。
據《香港文學通訊》第56期介紹，自由出版社於五十年代初在香港成立，是美國駐港新聞處資助的文化出版機構之一，主要負責人為謝澄平。司馬長風、徐速、黃思騁等幾位著名作家曾擔任自由出版社的編輯或設計工作。該社出版的書籍以反共、懷鄉、流亡為主，同時出版不少學術書籍。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自由陣線》週刊，刊載不少談論「第三勢力」的文章，宣傳第三勢力的政治理念。文學方面，五十年代美蘇國際政治關係緊張，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許冠三、齊桓合譯的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於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齊伐哥醫生》，貢獻甚大。除出版工作外，自由出版社更在九龍彌敦道開設「平安書店」，包辦出版、發行、印刷、門市等工作，直至七十年代，因美國在經濟上的支持不斷減縮而結束。
「第三勢力」的未竟之志
回顧「第三勢力」的歷史，可以發現香港始終扮演著一個中介角色，既是政治難民的避風港，也是思想文化的交匯點。然而，「第三勢力」並未能成為真正能夠影響中國政治的力量，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文化與知識層面。隨著香港政治環境的變化，今日的「第三勢力」或許已不復當年，但其精神仍可供後人借鑑。
從歷史角度看，香港經歷過數次大規模的移民潮，而政治因素始終是主導力量。1950年代的移民潮主要是因國共內戰導致的大陸難民南下，他們來到香港尋求庇護，這也是「第三勢力」得以崛起的時代背景。這些移民的湧入，使得香港人口從戰後初期的80萬人迅速增長至百萬級別，並且帶來了新的文化與經濟活力。
相對地，近年的移民潮則是香港居民外流的現象。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香港人口在2019年有752 萬人，至2023年底為750萬人，表面上僅僅減少了兩萬，但再細看常住居民數字，從736.5萬人降至722.9萬人，減少了13.6萬人，新增的人口是流動人口，由15.5 萬增至逾27萬人，增加了11.9萬人。這波移民潮與1950年代的南下潮不同，這一波移民主要是因應2019年後香港政治環境的變化，部分港人選擇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地尋找新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政治避風港」、「禁書天堂」已經不復存在，在《港版國安法》下風雲變色，言論和出版自由步步萎縮，涉及異見政治及社會論述的書刊也都消聲匿跡。
近年來也不少堅持民主信念的港人流亡海外，離散港人心中總有一團不滅的火，柴宇瀚博士認為，研究歷史可以為今日留下借鏡，剖析「第三勢力」的發展軌跡，亦是鑑古推今，相關人士的未竟之志，或會在海外再埋下種子，未來的走向亦充滿了不確定性。#
----------------------
🎯 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https://hk.epochtimes.com/category/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
【不忘初衷 延續真相】
📰周末版復印 支持購買👇🏻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