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好友Line來這一段文字：「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骯髒的小秘密是，它關心的不是窮人的命運或社會正義，它關心的是左派政客他們自己的職業生涯和道德自嗨。他們致力於鼓吹左傾政策和醜化批評者。他們致力鼓吹左傾政策的高尚並醜化批評者的人格，至於左傾政策對窮人和大眾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他們則興趣缺缺。」
這段文字的英文原文是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寫的。這位今年高齡95歲（1930年6月30日出生）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堅定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該場選戰中，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支持民主黨，對共和黨與特朗普極力打壓。除了抹黑、造謠，還斷絕了特朗普的發言權，而所謂的知識學術菁英也幾乎全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在那種蕭瑟的恐怖氛圍下，索威爾竟然勇敢發言為特朗普辯護，並對拜登的當選憂心忡忡：美國恐會走向不歸路，將如羅馬帝國當年的殞落般下墜。因為民主黨將實施激進的左派政策，亦即大政府掌控國家，戕害個人自由，內部抗爭永無寧日。
其實，這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老黑人經濟學家，在2016年共和黨總統初選時，曾強烈批評特朗普，並支持克魯茲（Ted Cruz），但在當年的總統大選時，因反對民主黨候選人，在大選前的兩個星期，呼籲選民投票給特朗普。而在2018年，有人問他對特朗普總統的看法，他回答說：「我認為他比前任總統更好。」
二○一九年三月，主流媒體指稱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racist），索威爾就此事針對大眾的反應做出評論，他說：「可悲的是，有這麼多人只是對語言作出回應，而不是問自己『這個人說的是真的嗎？我該如何檢驗？』」一個月之後，他再度為特朗普遭媒體指控為種族主義者辯護：「我沒有看到任何確鑿的證據，而且，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期望得到確鑿證據的時代。你只需一直重複某些熟悉的字詞，人就會像『柏樂志夫的狗』（Pavlov's dog）那樣，對特定聲音做出反應。」
索威爾之所以為特朗普辯護，且對拜登民主黨二○二○年上台執政發出美國已「無路可退或已到懸崖邊」的警語，並非政治語言，更非政客說辭，也不是對特朗普個人的偏愛，而是基於自身的一生體驗和紮實的學術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他對「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究竟是甚麼，以及如何檢驗知之甚詳，而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以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對比和好壞也都深有觀察和探究。
認識索威爾
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湯瑪斯．索威爾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加斯托尼亞（Gastonia）的一個貧困黑人家庭，父親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有四個孩子待撫養、當女僕的母親。由於母親無力再養索威爾，只好將他交由姨婆和其兩位已成年的女兒收養。童年時，索威爾很少碰到白人，甚至不知金黃是頭髮的顏色。九歲時，為了尋求更多的機會，索威爾全家從北卡的夏洛特北遷至紐約市哈林區，參與了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方大舉北移的大趨勢。
索威爾獲准進入紐約市一所頗有名望的高中，他是家中第一位就讀六年級以上的成員。但因財務困難和家庭問題，十七歲時索威爾被迫輟學。他從事過好幾個工作，包括機械店店員和西方聯盟的送貨員，一九四八年索威爾還曾經嘗試成為布魯克林道奇隊棒球選手，一九五一年韓戰期間，他被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當攝影師。
自軍中榮退後，索威爾曾在華盛頓特區的一間市政機構服務，並在哈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這間黑人大學就讀夜校。由於成續優異，他獲得兩位教授的推薦，進入哈佛大學，一九五八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次年他又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索威爾原本選擇哥大、在史蒂格勒（G. J. Stigler，一九一一至一九九一，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授指導下就讀博士學位，然而一九五八年，史蒂格勒返回芝加哥大學執教，索威爾也跟著移到芝大就讀，並於一九六八年獲得經濟學博士。
索威爾曾說，他二十歲左右的十年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因而他最早的專業出版品之一，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實踐的同情性研究。不過，一九六○年夏天他在擔任聯邦政府實習生的經歷，讓他拒絕了馬克思經濟學，轉而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他的工作中，索威爾發現波多黎各的製糖業工人失業之所以會增加，與該業法定最低工資的提升有關係。對模組進行研究後，索威爾得出了結論：執行最低工資法的政府官員比較關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窮人的困境。
索威爾曾在多所大學任教，包括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曾在城市研究所等智庫任職。自一九八○年以來，他在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做研究，目前是該所蘿絲與密爾頓弗利曼（Rose and Milton Friedman）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
索威爾的研究領域甚廣，包括福利經濟學、教育、政治、歷史、種族關係，以及兒童發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時常被描述為黑人保守派。索威爾從一個自由主義保守派立場撰寫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幾本書，寫作主題範圍涵蓋種族、族群、教育和決策的社會政策、古典和馬克思經濟學，以及殘疾兒童的問題，廣受讚揚。他因結合歷史、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創新獎學金，獲頒國家人文獎章。索威爾也有一個由「創作者聯合會」（Creators Syndicate）發行的全國性一稿多投的專欄，刊登在《福布斯》、《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以及其他主要報章雜誌與一些網站上。他評論自由媒體的偏見、司法行動主義、最低工資、全民健保、平權運動、政府官僚、槍枝管制、毒品戰爭，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等等當前的問題，直到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齡八十六歲時才停筆。
索威爾不但學有專精，還十分關懷社會，是一位非常入世的學者，對敏感的社會問題往往會講清楚、說明白。他在自由經濟大師史蒂格勒指導下寫了博士論文〈賽伊法則和大過剩爭議〉（Say's Law and the General Glut Controversy），相信「供給創造需求」的古典觀點，不認同凱因斯的「需求創造供給」，也對政府的干預管制政策提出批判。索威爾自認受到海耶克（F.A. Hayek，一八九九至一九九二，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一二至二○○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兩位教授的影響最大。
史蒂格勒和弗利曼是芝加哥學派最興盛時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主張自由經濟、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尤其反對政府的價格管制政策。一九四五年，二人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時，合寫了一本抨擊政府「房租管制」的小書，轟動一時；一九七一年初，弗利曼在《新聞周刊》的專欄上，又以該書名「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為題評論紐約的房租管制。而早在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就在最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最低工資的立法考慮〉（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這篇先鋒式文章，指出立法明定最低工資既無法消除貧窮，也不能免除僱主的控制，對總就業量還有負向的影響。繼史蒂格勒之後，關於最低工資法令政策效果的實證研究紛紛出現，最受批判的是，若認真嚴格執行該法，低生產力的「邊際勞工」（包括青少年）將會因此失去工作，而僱用這些勞工的「邊際廠商」也將減產或關門，這些邊際勞工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資施行的工資提升美意，連飯碗都打破了，落得「愛之適足以害之」或「善意鋪成到地獄之路」的下場。不過，每當最低或基本工資上調，各家媒體總是大書標題「百萬多名勞工受惠」，而這是政府部門估算出來的，媒體不假思索照抄，讀者們也不自覺地照單全收，但事實究竟如何，卻幾乎無人聞問。索威爾承繼史蒂格勒等芝加哥學派學者之志，對政府的各種管制政策進行廣泛又嚴謹的研究，並把結果公諸於世。
社會主義為極權主義鋪路
至於海耶克，他可說是窮極一生都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一再苦口婆心告誡世人它的毒性之大。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該書出版五十年之際，索威爾在《福布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其中在「對世界的未來」的段落，他這麼寫道：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裏所指的「熱的社會主義』，從一九四○年代開始，已在它實際所到之處，以及看得到它實際後果的地方，失去了光澤。當時他真正憂慮的對象是他所謂的「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這些人並非有意追逐極權體制，但他們個別鼓吹的政治主張全部加起來，就是極權主義的理想。
在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因為被現代科技的重大成就迷住了，以致於心神恍惚，想像經濟與社會體系也可以當做是工程問題來加以處理；另有一些人則是希望建構「某種具有合作精神的社會，其中各種產業組合均擁有半獨立與半自治的『封建特權』」——好比是當今的「產業政策」和「醫療聯盟」所保障的特權地位。
《到奴役之路》發表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單變得更長了，包括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權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政治主張的人士，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公開主張極權主義，但是他們的行動都會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三十一年前，索威爾所說的「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名單更長了」，真是不幸而言中的先知之言，他憂心的是：《到奴役之路》書中所描繪的世界，並未隨蘇聯解體、中共經政、東歐改制等似乎顯示共產和集權主義已全面崩盤而消失，反而藉由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與歐洲早年的自由主義正好相反）包裝而大行其道。
索威爾的警語在二○○六年所謂「中國經濟崛起」廣被正面稱頌之際，更顯得「暮鼓晨鐘」。可怕的是，世人正被披著自由經濟外衣的「中共政權」所蒙蔽，共產主義並未「瓦解」，反而像是「披著羊皮的狼」在隱蔽處更加活躍、危險。借屍還魂的中共已夠讓人寒心了，再加上自由世界裏，尤其在美國，「擴大了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單」，更令人愁上加愁。
美國健保計劃早已受質疑
在當年那篇文章的最後，索威爾曾寫道：「柯林頓政府的健保計劃可以說是美國為購置社會主義而預付的一大筆訂金，未來所需的分期付款金額勢必比現在宣傳的還要大上許多。不管是以金錢來衡量，還是以失去自行購買適當醫療服務的自由來衡量，這些分期付款都要由美國人民來承擔，這可是不折不扣攸關個人生死的問題。」
二○二○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民主黨勝選，而左派社會主義的政策被重新拾回，奧巴馬政府二.○也明顯出現。由拜登上台百日所推動的政策，以及他在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晚間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講可知，激進社會主義的民主黨議程正急速的推進，「奴役社會」的美國或也即將來到！實有必要設法防阻。
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
回顧歷史，我們還是必須再搬出當年海耶克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描述。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認知是：任何社會只須有同情心，都可以透過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為每個人創造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從道德標準、還是從效率標準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必須依據海耶克所謂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須假定我們已擁有全面性、鉅細靡遺的知識。因此，只須再多一點同情心與意志力等主觀的決心，社會主義的優越理想即可實現。
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此一行列之中，有許多人「其真誠與無私不容置疑」，也有許多「學術聲望卓著」的人物。社會主義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時，高估可能達到的目的，卻低估其附帶的危險之人士。
海耶克也認為，社會主義者「幫極權主義開路」。礙於自身的道德矜持，他們沒有能耐去從事讓極權國家機器得以轉動的那些骯髒醜事。因此，在其理念邏輯所要求的極端行動之前，他們就縮手不管——讓位給那些無所忌憚的冷血人物收拾殘局。海耶克就是這樣剖析納粹黨徒之所以在德國崛起，乃是因為維繫法治、政府分權與市場經濟等自由社會的觀念與價值，先被社會主義者摧毀殆盡所致。
索威爾說「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應該再加入「凱因斯管制、干預學派」。而索威爾說拜登執政將使美國無路可退，會像當年羅馬帝國崩潰，應該就是有這樣的認知。
索威爾二○○三年出版了《活用經濟學：跳脫單階段思維方式》（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這本通俗的著作，書中論點正好可戳破凱因斯學派和管制經濟學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關鍵就在「單階段或短期或政治觀點」以及「第二輪效果或長期或經濟思考」之區別，凱因斯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鮮活點出了「急功近利」，以及為政客們不負責任政治主張和飲鴆止渴經濟政策（亦即不必顧慮龐大不良後遺症的政策主張）掩護的用意。
揭穿社會主義迷障的半通俗著作
或許情勢的演變越來越險惡，由社會主義者發表的言論和觀念，以及從而形成並付諸實施的政策越來越多，甚至共產主義的「假、惡、鬥」理念及政策措施經由各種媒體廣泛的散播，逐漸深入世人之心，事情和問題的真相被扭曲或掩蓋，各種謬論紛紛出籠，政府管制干預的力量越來越大，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的事實越來越多，人類向下沉淪、走向奴役之路越來越明顯。有鑒於此，索威爾乃在五年之後（二○○八年）出版了這本《謬誤與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以生動又淺顯易懂的方式，揭露各種社會經濟議題的常見謬誤，讓世人清醒過來，趕緊遏止向下沉淪的趨勢，進而向上提升、增進福祉。
如索威爾所言，「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人相信，只是因為有人一再重申，久而久之，大家便習以為常，照單全收。」這也就是「以訛傳訛」、「謊話說了N遍就變成真的」，為了破解迷思和揭露那些危害全球各國成千上萬人福祉的謬誤，索威爾才寫了這本書。他也發現，許多觀念都禁不起事實的檢驗，他就以紮實的「事實」來檢驗諸多大家普遍相信的說法。畢竟根據那些謬誤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可能已造成了毀滅性的衝擊，而看穿這些謬誤不只是一種智識訓練而已，更可清楚了解經濟學，而可為整個國家帶來許多提高生活水準的好機會。
本書除了前言和結語外，共分為七章。第1章闡述「謬誤的力量」，索威爾在多到難以計數的經濟謬誤中，選出零和謬誤、合成謬誤、因果謬誤、棋子謬誤，以及開放式謬誤這五大常見謬誤一一講清楚、說明白。接著六章各以「都市的」、「性別的」、「學術的」、「收入的」、「種族的」以及「第三世界的」事實與謬誤分別以實例剖析。
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和問題都是自古以來常見的，可以概括地說，「不公平」和所謂「歧視」的大課題，一般的認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施行的結果，於是大都認為，應由「政府」管制、干預，以法令和保護政策來實現公平正義。不過，這些既存的現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誇大，就是有統計資料的偏誤或錯誤解讀，而政府干預的結果不但保護不了弱勢，反而招致他們受害的不幸下場，這也就是東方的「愛之適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獄之路」的寫照。
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有智者大聲疾呼並為文試圖導正此舉。一八五○年法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議員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一八○一至一八八○）出版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九八○年弗利曼夫婦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以及一九四六年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一八九四～一九九三）的《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都是最知名的通俗著作，而二十一世紀則有索威爾的《活用經濟學》和這本《謬誤與真相》。
正如赫茲利特所標榜的「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這些書都點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誤思想毒害的讀者，尤其政府決策官員和年輕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細閱讀這些書。
索威爾由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蛻變至自由經濟堅定保守派，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有同樣覺醒經歷，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仍跳不出社會主義的迷帳，如今都以「凱因斯主義」的面目出現，在2024年10月底聯名公開支持民主黨經濟政策、批判特朗普政策的2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是代表性人物，他們也就是索威爾在本文開頭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他們對於拜登左派政府施行左派政策所造成的不幸後果視而不見，而深受其害的美國選民則覺醒過來，將左派民主黨淘汰，讓右派特朗普回歸收拾善後。其實，由左派基地加州大火和華府空難延燒出的真相，以及美國企業紛紛放棄DEI（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平等與包容）主張，就可印證索威爾所言不虛，而阿根廷米萊（Javier Milei）新政不也是一大明證嗎？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已故自由經濟名家蔣碩傑院士在1980年代初「蔣（碩傑）王（作榮）論戰」時所言「孟子曾經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以同樣的不得已的心情來寫這篇文章，以就正於不受既得利益所左右的愛國君子；尤其要獻給正在研習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們，以免他們在報端只能看到一面之辭，而被人徹底洗腦。」索威爾是否也是如此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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