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6 日晚上，我發起的香港海外傳媒協會（HKMO）在倫敦舉辦的第二屆周年晚宴，這也是一個新春的慶祝活動。很多傳媒界朋友，無論是在英國的評論員、新聞從業員，甚至還有來自美國的朋友，都和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前港督彭定康（Lord Chris Patten）作為我們的主講嘉賓，整晚大家都很開心，聚在一起共度美好時光。

大家都知道彭定康已經近81歲了，走路需要依靠枴杖，但很高興看到他的思維非常清晰。他的演講仍然動聽而具邏輯，富有說服力。此外，彭定康非常堅持每次發言都站著，希望能與在座的每一位進行眼神接觸。看到他健康且思路清晰，我們感到非常欣慰。

彭督與我們分享了他對香港及香港人移英後的看法，看得出他是非常關心香港的事情。他特別提到對記者能夠堅守這份光榮的職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個與法律下的自由、民主以及開放社會所有特質緊密相連的職業，這是非常令人鼓舞。

我希望與讀者分享，是彭督目前對英國工黨政府與中國的政經關係。英國財相李韻晴早前不顧英國的經濟狀況惡化，堅持參與訪華行程，這讓我們擔心英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是否會因此而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 BNO 簽證。彭定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清晰，他認為，英國政府和商界對與中國的經貿交往應該採取一個「實事求是」的方法。

彭督認為，中國並不是因為英國願意屈服才做生意。他們交易是因為他們需要以合理的價格購買英國生產的商品。他特別提出回顧澳洲的案例——當澳洲政府公開質疑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的情況時，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聲稱武漢的疫情「完全可控，沒有傳播性」。然而，在他發表這番言論的同時，中國卻正在從澳洲大量採購個人防護設備。

澳洲因此強烈抗議，並呼籲世衛組織進行調查。結果中國對澳洲發起經濟報復，停止從澳洲進口商品，引發了巨大風波。然而，兩年後，澳洲對中國的出口額卻創下新高。為甚麼？因為中國需要鋰、需要釀造啤酒的大麥，還需要鐵礦石，所以最終還是得從澳洲購買。

事實擺在眼前，彭定康認為應該根據證據來制定對華政策，而不是被恐懼所操控，接受「中國共產黨擁有永恆的天命」這種說法。更需要堅持是不能貶低自己，必須堅守及捍衛自己的價值觀。

彭定康還分享了他在英國會見的香港朋友的情況，很多人問他是否應該回香港，特別是一些年輕朋友。他提到，有一對年輕人在畢業後與他探討此問題。的確，英國最近的經濟情況不佳，加上財政預算案的變化，大企業面臨著財源困難，因此尋找工作並不容易。對於這個問題，彭定康表示，每個香港人的情況各異，他不容易給予答案。但若是他家人問及此事，他就知道該怎麼選擇。但他唯一能說的是，邪惡的政權最終不會有好下場，獨裁者無法控制人民的思想，也無法永遠壓制言論自由。

說到捍衛言論自由，這正是香港海外傳媒協會成立的初衷，而我們很高興看到很多海外評論的朋友們，他們在海外可以自由地表達對中國和香港的關注。我們希望透過各種平台，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夠自由表達意見，持續支持香港的記者和媒體行業。

HKMO 正在慶祝成立兩周年，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至關重要。HKMO 的主要目標是關注香港的新聞自由。香港曾以新聞自由著稱，被視為亞洲最自由的媒體環境之一。然而，近年來，香港的新聞自由急劇下降。記者面臨日益嚴峻的限制，媒體機構遭受前所未有的壓力，整個新聞業環境逐漸走向自我審查與保守化。

首先，《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對新聞自由造成了重大影響。自 2020 年該法生效以來，許多媒體機構和記者因報道敏感議題而面臨法律風險。例如《蘋果日報》在 2021 年 6 月被迫停刊，原因是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凍結了資產，創辦人黎智英目前已被扣押超過1,500日。

隨後，《立場新聞》也因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而遭警方調查，並於 2021 年底停止運作。去年，該媒體前總編鐘沛權被判入獄 21 個月，而前署理總編輯林紹桐則因健康問題獲釋，他在審前已被關押 10 個月。他們皆依據殖民時期罕見動用的《煽動罪》被定罪。令人憂心的是，自這場漫長的審判開始以來，新的《國安法》已施行，對此類罪行的最高刑期提高至 10 年。

這些所謂「煽動性」的文章，大多是評論文章，在自由社會中並不會對國家構成威脅，事實上，在 2020 年前，這類報道在香港一直受到容忍。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此次判決還進一步限制了對抗議領袖的報道，以及對抗議事件的描述。

這些事件不僅導致媒體關閉，也讓新聞從業者感到恐懼，擔心報道某些議題可能帶來法律後果。

其次，政府及建制派對新聞機構的監管加劇，進一步壓制了獨立媒體。例如，香港電台曾以獨立報道聞名，但在管理層更替後，其編輯方向發生劇變，許多批評政府的節目遭到取消。其它媒體機構同樣面臨政治與經濟壓力，廣告商因害怕政府報復而撤回對獨立媒體的支持，使其難以維持運作，進一步削弱了媒體的多元性。

此外，記者的工作環境也變得越發艱難。在報道新聞時，記者經常遇到阻撓，有些人甚至遭到警方或親政府人士的騷擾。在重大抗議活動期間，或是涉及敏感議題的報道中，記者不僅被阻擋，甚至被逮捕或遭受暴力對待。這種敵對環境迫使許多資深記者離開新聞行業，或選擇移居海外以尋求更大的新聞自由空間。

毫無疑問，香港的新聞自由正面臨法律、政治和經濟層面的多重壓力，使得媒體機構與新聞工作者的生存越發艱難。這種情況不僅威脅著媒體從業者的生計，也限制了公眾獲取客觀全面訊息的權利，對香港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構成嚴重威脅。

與許多近年來移居海外的傳媒朋友交談時，他們常懷念 2019 年之前的香港，稱其為「最美好的時光」。然而，對於仍然留在香港的記者來說，眼見親友一個個離開，卻仍堅守著自己信仰的價值，他們在這動盪的時代中，選擇肩負起無言的歷史責任，默默地「坐看雲起」。

我衷心祝願香港的新聞界能夠繼續承擔這份「時代的責任」，無論是留守的，還是散居世界各地的，都能攜手同行，共同「坐看雲起」，迎接這個時代的變局。◇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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