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王朝，賑濟貧困尤其是救助災民都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在位期間在這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
救濟貧困災民 設義倉
《元史》中說：「救荒之政，莫大於賑恤。」忽必烈乃至整個元朝的賑恤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免除差稅，二是給以米粟。免除差稅，「有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賑貸「有以鰥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賑糶者。」
由皇帝下令免除差稅的「恩免」，從公元1260 年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數起，幾乎每年都有。如中統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賦稅徭役，減少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的賦役。中統三年，免北京等路絲料、包銀……
除此而外，各地若遇蠻寇攻掠、秋旱霜災、蠶災、蝗禍、水旱災、地震等災難，賦稅徭役、絲料、包銀、稅糧等也都相應地減免。針對災民，官府發放錢、糧、幣、帛等予以賑濟，如公元 1266 年，以糧食3萬石，賑濟濟南饑民，以課銀150 錠，賑濟甘州貧民。
而對於鰥寡、孤獨、廢疾，以及孤兒等，在公元1260 年忽必烈剛即汗位，就昭告天下，「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無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
公元1264年，忽必烈又下詔「病者給藥，貧者給糧。」
公元 1269年，設常平倉和義倉。常平倉起於漢代的耿壽昌，義倉起於唐代的戴胄，都是救荒之良法。常平倉之法是：豐年米價便宜，官府就增價購買；荒年米貴，官府就減價出售。義倉，每社置一倉，社長掌管，豐年每丁納粟 5 斗，驅丁納粟2 斗，災年就提供給社眾。如1284年新城縣水災，和1292 年饑荒，都是使用義倉儲糧賑濟的。
元朝時遊歷中國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行記中也記述道：「當大可汗看見五穀豐收和價格低時，他便命人收集和儲藏。在各省都有專門儲藏糧食的糧倉。他叫人很細心地看管，避免在三四年內腐爛。」受災百姓，則免除當年的賦稅，並由朝廷給予糧食和種子，「這是大汗的德政。」
公元1271 年，令各路設「濟眾院」收留貧苦之人，除提供糧食外，還提供柴火。1282 年，濟眾院改名「養濟院」一所。兩年後，官府給京師南城孤老提供衣糧、房舍。此後還推行給寡婦冬、夏衣；給貧窮人家每日5 斤柴薪等福利措施。
馬可波羅對此同樣看在眼中，他看到忽必烈給窮苦人家提供糧食和衣物讓他們維持生計，看到他們登記後住在養濟院中。負責的官吏沒有一天不施捨出3 萬多碟的米、或稷、或粟。
史籍中羅列著長長的每年免除的徭役、賦稅，以及對災民賑濟的單子。忽必烈的這些舉措「使飢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民無菜色。」《元史》中感歎說，「可謂善法漢、唐者矣。」
惠民藥局施惠百姓
讓貧困和受災百姓維持溫飽，那麼他們生病了又該怎麼辦呢？
元朝設惠民藥局解決這一問題。早在窩闊台時期，就在燕京等十路設「惠民藥局」，以奉御（官名）田闊闊及太醫王璧、齊楫等為藥局官員，負責運作，朝廷提供500 錠銀為運作之本。
惠民藥局源自於北宋的「熟藥所」與「和劑局」，它主要面向普通民眾，朝廷對其實行補貼政策，使其出售的藥物遠遠低於市場價格。除了賣藥外，惠民藥局配有醫官，兼給患者治病，這是元時最主要的慈善醫療機構。
到了忽必烈時期，公元1261年，忽必烈命王祐在成都路開辦惠民藥局，又派他到西川等路為藥局尋訪醫學人才。後來，又在上都設惠民藥局。成宗時，下詔在全國普遍設置惠民局。
經費來源上，忽必烈時改變了宋朝的經營方式。經營者先向政府領取一筆資金作為本錢──中統鈔100 兩──經營獲取利潤，再用這些錢幫助需要的民眾。政府則不再經營藥物的販賣，給予民間更多從事相關行業的機會。
道旁植樹和禁止賭博
忽必烈即汗位時曾詔告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食以農桑為本。」因此，他在公元 1270 年頒布了《農桑之制》，規定每個男丁每歲種桑、棗20 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種榆、柳，均以種活長成為數，並由各級官吏督促實施。
公元1272 年，忽必烈又下旨命令：從大都，到各地隨路、州、縣官府和民眾，在城郭周圍、道旁種植榆樹、槐樹，還規定官府所種植的樹木歸民家使用，官府負有保護成材的責任。史載，河南府及所轄各縣在道路旁植樹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樹木者，由「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依條治罪」。道路旁植樹制度就這樣沿襲下來了。
馬可波羅的紀錄也證實了忽必烈時期的植樹情況：「大可汗命在大道兩旁栽植樹木，每株相距有兩三步遠。道路是欽差、商人和人民所通行的。這些樹木都很高大，可以從很遠的地方看得見。大可汗這樣做，使人們能夠看清道路，不致於迷途，頗有利於行人。即使在沙漠路旁邊，也能找到這些樹，這使得商人和遠行者很舒服。」這大概也是因為馬可波羅從中受益了吧！
除了植樹惠民，忽必烈也意識到了隨著經濟的發展、民眾生活的改善，賭博者增多，而賭博也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在公元 1286 年 2 月頒布聖旨：「禁約諸人不得賭撲錢物……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將犯人流去迤北田地裏種田者。」後來，浙江道按察司審理平江路常熟縣姚千六賭博案、淮西江北道按察司審理黃梅縣王佯兒賭博案等，均遵照這道聖旨行事。
上述輕刑罰、賑濟、設惠民藥局等惠民政策，對於元代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對於民心的安定有著重要的作用。
另據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相信占星術，在大都中，善於觀天象和占卜的人大約有5 千，漢人、基督教教士都有。史書上所載的日蝕、月蝕、彗星、地震等，都被忽必烈視為來自上天的警告，使其警惕。顯然，身為帝王的忽必烈，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愛民、惠民、聆聽上天的警告是一個明君所要做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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