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談到《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公眾即時的反應，引述的兩個民調結果充份說明當前香港人對政府沒有期望，也顯然反映了公眾對政府的施政感到失望。

民意反應有時不完全是絕對的，會隨著時勢及社會氣氛而轉變，反應也會因著期望的升降而變得強烈或平淡。或許香港特區政府及北京當局現在最期望出現的局面，是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再抱有盼望，對問責政府、對人權保障、對法治民主、對公民參與等等不再抱有幻想，到那個時候，就沒有多少人會花時間對政府的作為及施政說三道四了。

這幾年《施政報告》發表之前，已經越來越少渠道讓市民表達意見，連關注組織、專業團體、政黨、學界向特區政府陳述訴求及提出建議的平台都已經漸次凋零。而在施政發表之後，已經沒有幾多言論平台讓公眾可以就政府的施政作出回應，就連傳播媒介的評論文章都只是蜻蜓點水。形式上仍然繼續存在的傳媒答問環節、問責官員的記者會等等，都變成只是聊具一格，讓官員自吹自擂、自說自話的宣講平台，沒有幾多與民間的互動。至於如果有任何任批評，尖刻的批評固然越來越微弱了，也激不起漣漪了；就算只是小罵大幫忙那一種，都只是曇花一現，沒有人會跟進，政府官員也懶得回應。

莫說是失去了平台的公眾及社會各界，就連理論上在社會最有話語權的各級議員，擦鞋唱好表忠的多，提出批評意見的少之又少。有議員甚至要在《施政報告》發表那天，刻意穿上與《施政報告》封面顏色對應的馬騮衣來為特首贈興。當這一種淪落令大家習以為常之後，香港社會可能就會慢慢變得好像北京那些官員所說的再沒有噪音，但這對社會發展有甚麼好處？

幸好還有人作出調查，就算沒有幾多空間用討論，起碼讓民意有機會呈現。根據調查結果，今年《施政報告》獲得的市民評分，是李家超任內評分最低的一份。事實上，李家超從當上特首第一天開始，他的評分已經比前任的任何一位特首上任時都要低。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獲得的評分，也比前任所有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獲得的評分都低了一截。這折射了香港整體性施政水平的下降，其實也是公眾對政府整體性失望的反映。

有人說，民意調查的結果不一定客觀準確，容易受社會情緒及某些人的言論煽動影響。這種說法毫無意義，民意就是公眾情緒，民意調查得出的結果就是公眾情緒的集中呈現。民意調查得出來的數據，確實會被社會心理及一時間的社會氣氛影響；但民意的走勢及長遠趨向，確實能充份反映一個時代，起碼是一個時段的人心背向。所以李家超整體性民望低於前任，及市民對《施政報告》評分的整體性下移，確實是有其社會含義的。

更何況，最能引導言論走向的通常都是政府，政府如果長期都未能利用操持公權力的優勢來推動政府的論述，顯然就說明政府的領導能力及其施政的說服力有幾貧乏了。領導人及政府官員的一言一行，都會成為媒介的焦點，政府也掌握最多發放資訊的渠道。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政府刻意引導及意圖塑造的民意沒有出現，問題顯然就在於這個政府本身。

特別是在今天的香港，已經再沒有完全獨立的印刷媒體；電子媒體及資訊渠道已經完全被政府馴化；大部份利用大氣電波或有線頻道的傳播媒介都已經淪為政府的傳聲筒；作為公營電台的香港電台，已經成為了與政府新聞處的附屬品無異的政府喉舌。特區政府近期甚至刻意加強了對網絡資訊的控制，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夕，把海外媒體《如水》的網站屏蔽，後來又是對網上媒體《教育刺針》一篇有關7.21元朗站白衣人恐怖襲擊平民事件的文章下架。換言之，政府已經不介意濫用公權力，在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下扼殺了一些對政府不利的言論，又不斷推動一些片面的、一面倒的、對政府有利的、唱好的言論。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市民對《施政報告》及政府的評分仍然是如此低下，特區政府還可以怨誰？

公民社會的被扼殺及漸次萎縮，已經令香港再沒有活躍的公共空間。專業團體原本享有的專業自主，已經被政府透過修改法例或者公開的政治威嚇而自我約束。連作為社會良心的學界，已經再找不到幾多個能夠扮演公共知識份子角色的人。有記者說，現在有新聞故事想往學院找學者「扑咪」評論，都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了。

在這種環境下，民意已經再沒有幾多呈現的平台。《施政報告》的發表，為長期進行《施政報告》民意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即以前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空間，可以繼續為這種民意的呈現提供一個短暫的平台。但這個平台能否產生作用，除了是《施政報告》發表那一天即時作的民意調查及次日發布的結果之外，如果沒有其它社會空間，讓這種透過調查結果呈現的民意得以討論下去，促使政府官員作出回應，或引起較為能延伸開去的社會討論，這種民意的呈現也只是短暫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夠發揮的空間也是相當狹窄的。這幾年情況確實就是如此了。

對客觀的民意調查作出刻意的打壓，或刻意作出忽略，幾年來已是常態。政府對少數存在的獨立專業的民意調查機構作政治壓迫，也是掩飾不了的事實。找不成理由的理由上到去那些機構滋擾，過去幾年發生過了。以「加深了解」為名，約談民調機構的負責人，這些事早幾年已經在發生。所謂「交個朋友，增加了解」，實際上帶有強烈的警告及威嚇意味，這一點很多曾經獲得邀請過的人都有同感，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有清楚的跡象顯示，政府近幾年刻意沒有再把政府的調查研究招標文件發放給獨立的民意調查機構。甚至連法定機構，公營團體，都似乎很有默契地進行這種孤立打壓，目的顯然是要斷絕這些獨立民意調查機構的營運空間。到了最近，連大學外判的數據蒐集工作，顯然都越來越傾向不向獨立的民意調查機構招標，資助福利機構也是如此。這顯然是有政府的黑手在背後，其意圖其實也完全是可以想像到的。

今年《施政報告》發表之後，慶幸仍然看到《香港民議研究所》繼續堅持他們已經從事了幾十年的工作，在資源緊絀，營運空間越來越狹窄的情況下，繼續就即時的民意反應作出調查，及把結果向公眾發布。雖然能夠引起的迴響越來越細，但作為一個紀錄，記錄住一個趨勢，記錄住一個時代，記錄住一段淪落，這樣的紀錄仍然是重要的，仍然是前後有力的對照，也是時代的好與壞、發展與倒退的最佳說明，也仍將是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紀錄。希望以後每年《施政報告》發表之後，仍然可以有這樣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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