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星期美國對香港及中國的針對步步升級，先有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等發出的營商警示，詳列出在國安條例及俄烏戰事下，美企在港營商可能違反法例或制裁令等。另外包括國會結束6周休會期復會，進入「中國周」，將表決最少25項中國相關法案，當中重點關注是眾議院通過《香港經貿辦認證法案》，若經過參議院通過及總統簽署生效，本港在美國的3個經貿辦將面臨關閉。

針對美國五大政府部門發出、包括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等，更新早於2021年發出的警示，但內容由9頁大增至16頁，詳列出在國安條例及23條下美國商界及個人可能面對風險，這可能會給外國媒體、學術機構、智庫、外國銀行和其它企業的日常工作帶來風險。美國政府還強調，除了港區國安法帶來的風險之外，利用香港來逃避美國制裁和出口管制的行為越來越多，尤其是美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實施的對俄制裁和出口管制。

而面對美國政府部門的聯合警示，香港政府的「反駁隊」當然要出動，但整體回應卻是顯得「軟弱無力」。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財庫局局長許正宇的言論，分別將這些警示視作「小動作」與「穿鑿附會」，但這些反駁既沒有具體數據支持，也未能有效應對國際間對香港投資環境的疑慮。美國的警示針對的是香港的法治風險和國安法的影響，這對外資企業的業務營運和員工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事實上，許多外資企業已開始採取措施保護自身利益，包括將客戶數據與香港和中國分隔開來，免出現外泄風險；有些企業甚至選擇撤離香港。

儘管「反駁隊」說制裁措施無效，更以香港註冊公司創新高作反駁，但翻查香港統計處的數字，去年在港設立地區總部的外資總數跌至1,336家，是10年有紀錄的新低，與2019年的高峰比較，更是少了205家。當中美國在港設立地區總部的數目，更出現驚人下跌，按年由240家跌至214家，減少了26家，如果與2018年的高峰比較，更是少了76家，跌幅高達26%。這些現象反映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正逐漸消退。

香港政府的回應未能針對外資的具體關切作出實質性回應，這使得國際間對香港的信心進一步動搖。美國的商業警示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對外資來說，其風險提示已足以影響他們對香港的投資策略。

而在警示發出不出數天，更大招數亦陸續有來。眾議院以大比數通過《香港經貿辦認證法案》，若經過參議院通過及總統簽署生效，美國政府會在30日內將判定香港是否不再享有高度自治，以決定在華盛頓、紐約和三藩市的香港經貿辦能否繼續享有司法豁免權等特別待遇，若有關特權被取消，3個經貿辦須在180日內停運。過往數年港美關係交惡，建制派主流意見認為，經貿辦已失去了游說當地政要的官方溝通功能，因此關閉經貿辦對香港的傷害，主要是進一步損害香港國際形象。

香港對外經貿辦源自港英時代的駐英專員，布局長期聚焦歐美；近至2018年，特區政府全部12個網點之中，仍僅東京、新加坡和雅加達位處亞洲。當中以駐美經貿辦數目最多，可見角色是比其它國家更為重要。

不過，隨着中美關係變調，香港駐華府的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一職，經已懸空3年，顯而易見港府早有心理準備，在美國的3個經貿辦或要關閉。有別駐東盟同僚能與最高層級官員交流，駐美經貿辦人員在當地的官式互動明顯稀少而低調得多。更重要是經過早前英國經貿辦爆出間碟案醜聞，亦令美國官方對駐美經貿辦角色帶來質疑。

對於美國政府多次出手針對香港特殊地併位，外交部重申，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勢必採取有力措施反制。有本地報章引述建制派人士指出，以往香港官員被美國制裁，北京也會採取對等的反制措施，對推動制裁法案的美國國會議員實施禁止入境中國及凍結在華資產的反制裁行動，有意見甚至認為可能像去年中國和加拿大曾互相驅逐領事，甚至在2020年北京因應美國關閉中國駐侯斯頓總領事館，亦試過動真格，以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來報復。

唯今次涉及關閉香港駐美官方機構，若然最終以關閉美國駐港領事館作為反擊招數，對香港傷害更大。原因在於美國推動法案關閉香港經貿辦，原本已傷害香港的投資環境，若然北京最終選擇反制美國，而導致美國駐港領事館關閉，結果將適得其反，勢將對香港國際大都會形象造成更嚴重傷害。

各方也關注，其它國家或地區會否倣傚美國陸續關閉駐當地經貿辦？特別是倫敦警察廳在5月公布有一名現任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行政經理及兩名受僱於英國內政部的執法人員因為涉嫌觸犯《2023年國家安全法令》被拘捕，並以「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及「境外干預」罪作出起訴，事件震動英國政界及十多萬已移英港人社區，不能排除在連鎖效應下英國會跟從美國政界的做法，對倫敦經貿辦活動作出限制甚至關閉。

文匯報社評提到：「當你閉上眼睛，試想一下沒有香港的世界，亞洲和全球的商業活動將如何運作？」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是對香港人或西方國家提出的，而是針對中國自己發出的警示。從某種程度上，這反映出中國對於喪失香港國際金融地位的潛在憂慮。然而，香港的命運並非單靠其自身能夠決定，北京在這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香港自《國安法》實施以來，政治和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在權力結構和治理模式上。這些深層次的變動削弱了香港過去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也使得西方國家對香港的信任逐漸消退，加快香港與世界脫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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