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人生都是一道不可錯過的風景。從躊躇滿志的青年到從職業生涯退休,經歷過得失起落,陶永強更加懂得如何珍惜人生、回饋社會。

參與政治盡公民應盡的義務

1.從為國會議員做助理開始

來到海外,一些人覺得華人對所在國、對當地的社會事務有種隔膜。陶永強覺得,每個人的情況是不同的。如果為了生活,一天要做兩三份工作,就真的很難再拿出時間來參與本地的一些公益事務。「如果你運氣比較好,財政獨立,生活不成問題,你就拿多些時間去看、去思考、去參與吧。」

在人生的一些關鍵時刻,陶永強總是不經意地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

1981年,剛從卑詩大學(UBC)法律學院畢業時,就有朋友告訴陶永強,溫哥華東區的國會議員Margaret Mitchell要聘兼職僱員。

溫哥華東區的居民以華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人居多,收入普遍低一些。Margaret Mitchell已經在東區耕耘多年,因為她的選區有很多華人,特別是講廣東話的華人比較多,所以需要僱用一個懂得講廣東話的兼職職員協助她的工作。

「朋友告訴我有這樣的職位後,我就申請,剛好她就雇了我,這就讓我有機會接觸到黨派政治,了解黨派政治是怎麼一回事。」對陶永強來說,這一切來得自然而然。

成為國會議員Margaret Mitchell的助理後,陶永強看到她怎樣去關注自己選區裏的市民,去協助他們解決同政府部門交涉所遇到的一些困難,感到她是一個真心誠意為社區服務的好議員。

陶永強的工作是協助Mitchell了解那些前來求助的、語言上有困難的華人的情況,然後看議員能不能提供幫助。可以幫的,他就幫忙聯絡相關的政府部門,或者幫忙寫信反映等。

在擔任國會議員助理期間,值得一提的是,陶永強參與了提出平反「人頭稅」的有關工作。

據陶永強回憶,起因是先後有兩個交過「人頭稅」的華人阿伯來議員辦事處尋求幫助。

第一位是余先生,他因為當時的排華法,沒有結婚、沒有兒女,所以很希望申請一個年輕的姪子來加拿大照顧他。

另一位麥先生提出了要賠償的問題。他認為當年受到歧視,被徵收過「人頭稅」,現在加拿大有人權和自由憲章,保障種族平等,如果當年收費不對,就應該退還,甚至賠償。

陶永強說:「雖然沒有信心可以爭取到甚麼,但Mitchell議員當時覺得值得將事情在國會正式提出,我就幫她起稿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總理老杜魯多。」

那是1983年底。陶永強記得,「由於沒有收到政府正面的回應,她在議會提出『人頭稅』的問題後,就有報章跟進訪問,就引起了特別是華人社會的關注,就成為了一個社會事件。」那是1984年初。

從提出平反要求到最終加拿大政府在2006年向「人頭稅」受害者和家人道歉並賠款,前後超過二十年。陶永強表示:「這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做得到的。我的積極參與有十年時間,就由另一些人接棒,然後再由另一些人接棒,是很多人接力完成的。」

2.參選國會議員的經歷

1993年,陶永強做出了人生的一個新的選擇­——參加了加拿大國會議員選舉。(受訪者提供)
1993年,陶永強做出了人生的一個新的選擇­——參加了加拿大國會議員選舉。(受訪者提供)

陶永強律師從1982年起在溫哥華執業。1993年,陶永強做出了人生的一個新的選擇­——參加了加拿大國會議員選舉。

他在奎特拉選區(Vancouver Quadra)獲得了聯邦新民主黨黨內提名。雖然新民主黨黨在該選區一向較弱,從以往的歷史看,成功的機會很渺茫,但陶永強仍然決心參與。

當時的卑詩省政府是由新民主黨執政,而新民主黨當時急進的政策引起了很多不滿,所以拿著新民主黨的旗幟去競選國會議員,就大打折扣。他說:「原本以為自己身邊的一些朋友,即使他們不是這個政黨的支持者,都會因為大家之間的友誼肯出來幫助;但是因為反響很激烈,很多當初有幫助我的朋友,就不能夠站出來幫我講話,或者繼續幫助我去助選。這次的參選雖然不成功,但感覺自己參與辯論的表現還算不錯,整個競選過程也讓我增長了見識。」

3.「政黨政治」與「公民政治」

陶永強看到:「很多人仍然很片面地去解讀甚麼是參與政治,認為參與政治就是要參與政黨政治,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參與政治只是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做的事。」是次參選的經歷,使他對政黨政治與公民政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參與政治和政黨未必有關,完全可以是一些民間的組織。就像鄒幸彤那樣,她有參與政黨政治,但是更重要的是她是為市民發聲。支聯會不是一個政黨,雖然支聯會裏面很多人後來參與政黨政治。又譬如你對環保有興趣,但環保組織不是一個政黨。很多社會議題和政黨沒有關係,那些我就叫做公民政治。公民政治是最適宜一般的公民考慮參與的東西。」

「加入政黨不是那麼容易進退,一般人不會喜歡你從一個黨跳去另一個黨,會覺得你是機會主義者」, 所以當初自己下意識是很抗拒加入政黨的。不過,你想參加大選、你想入議會,你沒有一個政黨的立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唯有儘可能選擇一個自己比較認同的。你也要有心理準備,你如果真的能夠加入政黨,真的做了議員,日後如果你的政黨提出的政策、或者它做的事情,跟你個人的想法不同的時候,你怎樣去自處?要預先思考這些問題。當然,不只是說參加政黨,參加一些團體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4.在嘗試中學習 在經歷後成長

陶永強認為:「華人普遍是不喜歡政治,是因為我們過去的經歷太過負面,於是就有一種潛在的自我保護,覺得就是不要去碰政治,政治很危險的,隨時會影響你自己的事業、你的前途、你家裏人和很多方面。但是你來到加拿大,你慢慢認識到這個社會有不同的運作,你可以選擇參與政黨政治,也可以嘗試參與公民政治。」

陶永強覺得,參選的目的是想為這個社會出一分力,是值得花這樣的時間和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學習、嘗試。「我是做了心理準備的,參選了,有些朋友說我幫不了你,那就要接受。幸運的就是,不至於說失去了朋友,只不過是失去了他們繼續在這個選舉中對我的支持。」他很理解鄒幸彤所說的,當你站在某個位置,有些事發生,有些選擇是你唯一的選擇,你不可以退,你退了會違背自己最重視的價值和原則。經歷這次大選,陶永強感覺自己成長了。

他表示:「我會鼓勵任何年輕人或新移民去考慮參與政黨政治。但我也會提醒,這不是唯一的途徑,有些人會更加適合公民政治,參與某些團體,某些議題的組織,那個進退容易些。因為你參與選舉,有一大群人跟著你,他們花時間去支持你進去,對於那些人,你不能隨隨便便說我不玩了。」

至於華人參與投票的問題,陶永強表示贊同,華人不應該只考慮種族背景,而應考慮選擇選哪個政黨的理念更加接近你的觀點。

成功是永無止境的追求

1.怎樣才算是成功

在加拿大、或者西方社會,一個華人怎麼樣才算是成功呢?

陶永強的觀點是:「成功是沒有一個千篇一律的定義的。衡量成功要有某些指標。你達到某一種知名度,在報紙裏看到你,你是不是很成功? 或者你做了議員,是不是很成功?又或者你做了某一家公司的總裁、你的財富達到世界排行榜第幾名,是不是很成功?還是說一個永無止境的追求,比追求『成功』更有意義?」

「我想,成功可能不是一個可以去到的終點,而最高的理想,是永遠達不到的。」

2.「成功未必在我,但成功裏面有我的貢獻」

以幫助促成平反「人頭稅」那件事來講,陶永強覺得自己只是剛好在那個位置,說了該說的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過程中認識了一群朋友,又接受媒體採訪。而且最後「人頭稅」受害人最終獲得平反、賠償,都算是大功告成,他是很開心的。

「就是成功未必在我,但在成功裏面我有微小的貢獻。」陶永強很享受這種感覺。

退而不休 做一個快樂的義工

退休近6年,陶永強經常應不同的組織、機構的邀請參加一些活動,幫助新移民。他和太太是不同機構的常年義工。他表示這是他的興趣所在,只要時間、能力許可,都會繼續去參加。

陶永強在中華文化中心、中華會館、中僑互助會做過理事,因為參與過政治,也曾幫助過一些政黨的候選人競選,也因此得到過提名,在某些半政府的機構,比如,溫哥華公共圖書館和溫哥華美術館都做過理事(Trustee)。

因為幫過溫哥華的陳志棟和黃月娥兩個市議員,藉由他們的關係,陶永強在市政府的Advisory Board做過義工,進入過市議會裏的多元種族關係委員會(Race Relations Committee),參與過一些議題。特別是當年有警察和華人社區產生某些誤會、衝突,出現了「過份使用暴力」去約束某一些疑犯的情況,造成人體的傷害,陶永強曾嘗試為個別被歧視、被打壓的華人發聲,爭取公道。

作為過來人,陶永強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早早來到這裏,落地生根,所以,他覺得可能的話,就儘量多出來幫一下新的移民,盡自己的一分力。

留一點空間給自己

陶永強律師有對文學的興趣愛好,也有相當廣泛的朋友圈。他覺得自己對時間的把握還是比較好的,除了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回饋這塊土地和人民外, 他也會給自己留一點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

他不但出過《加拿大實用法律指南》這樣的專業著作,也出過文學方面的書籍,並一直保持著對寫作的濃厚興趣,也喜歡詩詞翻譯。早在2005年,他就獲得過台灣梁實秋詩歌翻譯文學獎。閒下來的時間,他會繼續享受伏案寫作的樂趣。#

陶永強律師退而不休,做一個快樂的義工。(楊欣文/大紀元)
陶永強律師退而不休,做一個快樂的義工。(楊欣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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