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離港 從港人變成加拿大公民的身分認同

不是每個人生都能成為傳奇，但每個人生肯定都有故事。與父母隨移民潮飄洋過海，半個多世紀後，當年那個大學預科剛畢業的香港年輕人，已經摘下了那副厚重的眼鏡，一切卻看得更清楚了。坐在記者面前的是退休律師陶永強，分享自己離開香港以後的人生經歷，如何融入加拿大社會。

離開香港在一個陌生的環境從新開始

1. 香港人移民的原因何其相似

陶永強在19歲時跟著父母以移民的身份來到加拿大。那是1968年，「六七暴動」過後，香港出現了一個不算太大的移民潮。

陶永強表示：「『六七暴動』對當時香港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對共產政權，香港人有一種深刻的恐懼感。我們是第一批走的，我父母都是教書先生，當時就提早退休過來。他們覺得自己又不是做生意的人，沒有甚麼捨不得、放不下的東西。」

陶永強的父親退休前在香港新界的小學做校長，不過來香港之前，他曾在大陸的一個國民黨空軍學校當過秘書。「雖然父親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始終是國民黨體制內的人，他的上司是某某空軍的長官。」陶永強講出了父母憂慮的原因。

2. 心理重建比生活重建更困難

他們移民時，恰好遇上加拿大很需要新移民，所以當時在政府政策和很多方面，其實都是有利於新移民的。

陶永強舉例：「比如當時我父母想讀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政府直接是有錢給你，差不多是幫助你的生活費，用這樣的形式，讓你可以去上課。雖然只是兩三個月的時間，但那也是一件讓你感覺很暖心的事情，對新移民來說是有幫助的。」

談到如何適應海外的生活，陶永強覺得，對於不同時期的移民來講，所遇見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有時候會困難一些，但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要克服的困難。他自認社交方面是自己的弱項，當時適應的那段時間比較長，幸運的是問題最後都逐一克服了。

3. 主動參加各種活動建立新的人際關係

入讀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 UT）後，陶永強感到最大的困難就是難以跟同班同學立刻交上朋友。

陶永強1979年遊亞省的班芙市。（受訪者提供）

雖然多倫多的華人學生不算少，但班級比較大，一時間沒那麼容易認識到人。後來他轉到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讀書，很快就知道卑詩大學有同學會。他以前在香港讀中學的時候，有參與學生會、辦學生活動的經歷，也做過雜誌的編輯，對這些方面有興趣，也有經驗和能力，並且願意去承擔一些責任，所以他加入了卑詩大學的中國同學會。

很幸運，參加這個學生會的人大部份都是從香港過來讀書的學生，而且背景相似，他很快就克服了不少困難，在大學裏面有了一群能夠在一起玩、互相欣賞、互相幫助的朋友。陶永強覺得，這對於作為學生的他來說十分重要。

陶永強表示，來到溫哥華的時候，很幸運，一些為華人服務的新團體剛剛開始組建，包括當時的中僑互助會和中華文化中心，這些新組織更加需要大家的參與。於是就與大家一起開始搞組織，由此也建立起了與那些朋友持續幾十年的友誼。

他的體會是：「還是那一句，視乎你個人的機遇，但是你自己的努力都很重要。儘量不要怕吃虧，不要怕要花一點時間。當然我們不是功利主義，或者要求一些甚麼的回報。當你參與，自然地，你有了多一些機會，你可以接觸人、會學到很多新的東西，也結交了一些朋友。」

陶永強律師1981年在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會議廳舉行婚禮。（受訪者提供）

從香港人變成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認同歷程

1. 從想回頭到繼續向前走

陶永強表示：「當初移民，當你遇到不適應的困難時，很自然也就想回頭，也很自然會想繼續跟自己在香港的舊同學、舊朋友保持某種聯繫，把對方當成了傾訴的對象，而不是在本地找新的朋友。」

以前還沒有這些電子郵件等的東西，相隔這麼遠，靠寫信，是很難長久維持關係的。

對於陶永強來說，身份認同的問題是過了若干年後，才慢慢明朗化的。

「我們家當時環境雖然不差，但不是很富裕，我不可能隨時往返於香港和加拿大之間去玩和找朋友。移民加拿大七年後，才有一次機會回去。但回去後，發現有很多東西已經不一樣了，連氣候和環境都不習慣了。」

「於是，很自然就要想，我如何繼續在加拿大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環境，更加投入這裏的社會，更加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

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入了自己的著作《蜻蜓的複眼：一個海外華人疏落的夢》裏。

陶永強著作《蜻蜓的複眼：一個海外華人疏落的夢》書影。（楊欣文／大紀元）

2. 理念的忠誠與身份的忠誠

成為加拿大人後，陶永強從自己的觀察中發現，對於海外華人來說，「忠誠是個很微妙的問題，也造成了很多移民的困擾。」

記者好奇，移民入籍後，如果原居國和現居國出現紛爭，譬如在中國和加拿大是一個敵對的立場的時候，你站在哪一邊呢？

陶永強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有意思：「這不同於你去看世運會，幫哪一邊去搖旗吶喊。」

「如果中國隊與加拿大隊比賽，你可能既為加拿大隊歡呼也為中國隊喝彩，都是可能的。但是，在COVID這個疫情出現之後，外界開始質疑中國（中共）政府官方的立場，如果加拿大因為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採取跟中國（中共）敵對立場，甚至萬一將來有戰爭的話，那時作為一個身居加拿大的華人，你的立場又該如何？我有個朋友，曾經跟他兒子談到這個問題，他兒子曾問他：如果加拿大跟中國開戰，你站在哪一邊？他不知如何回答。」

陶永強曾在一篇文章中談論過「三種忠誠」，是對著名作家劉賓雁的名作《第二種忠誠》的思考和有感而發。

在海外華人的立場，他覺得：「所謂忠誠是甚麼一回事呢？當我們入籍的時候，我們宣誓效忠當時的英女王，現在是英王。那是否說既然我作為加拿大人，如果加拿大向中國宣戰，那我自然就站在加拿大這邊，中國就是我的敵人了呢？我的分析是，當我們宣誓效忠，並不是宣誓一個無條件、不經思考的忠誠。當你在這裏入籍、宣誓效忠加拿大後，如果加拿大和中國開戰。你就要分析，那個衝突原因在哪裏，是與非在哪裏。」

陶永強認為：「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對加拿大的忠誠是講真話。如果加拿大的戰爭是錯的，我是絕對有責任去向加拿大政府說不；相反，如果加拿大站在正義那邊、是對的，即使敵對那邊是我的祖國，我也支持加拿大。我對忠誠的理解，絕對不是因我身份的關係，我必須要怎麼做，而是我仍然要用我自己的思考，去分辨是非，然後決定我應該站在哪一邊。如果加拿大的戰爭決定是錯的，我反對這個戰爭，這不是對加拿大不忠，反而是對加拿大的忠誠。」

3. 要葉落歸根還是落地生根

老一輩的華人一直抱有「落葉歸根」的觀念，但近年來，海外華人更多地接受了「落地生根」的觀點。

「現在的華人真的散布世界各地，我覺得作為一個華人，胸懷和以前一代、或前幾代華人很不同了。越來越多在海外的華人，都發覺其實我們在當地，尤其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能夠更加發揮自己所長，更加能夠為當地的社會盡我們一份作為公民的責任；同時更進一步，我們只要能力許可，我們還可以站在我們現在的土地上，對祖國、對世界其它的地方，也都盡我們的一分力量。所以我覺得落地生根反而是一個最合理、對自己個人和社會都是更加好的想法。」

融入多元文化的環境履行公民義務

1. 所謂融入是雙向的

身份認同的問題解決後，新移民就要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陶永強表示：「融入是雙向的，英文叫two way street。首先要當地的社會接納。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它是排斥你、歧視你、不給你機會、甚至打壓你，也不是說就沒有辦法，前輩華人來到時，就是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們經過艱苦的努力，慢慢地改變了這環境，克服了困難。」

「現在加拿大社會相對比較開放，歡迎、也協助新移民融入這個社會，我們自己也應該懷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去學習、去欣賞這個地方，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的環境。這裏的社會制度不是完美的，正因為它有缺陷，我們才可以發揮我們自己長處去改善它，令我們的生活更加有意義。」

2. 受過創傷的人需要更多的關懷

對於一些2019年經歷過社會運動之後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陶永強覺得他們要融入本地的社會困難會大一些，因為他們受過的創傷很重，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那些經歷，去投入加拿大。

所謂的投入，自然也會跟如何去為香港民主自由出一分力有關，那是有待時間慢慢去治療的，所以，這些朋友更加需要幫助。當然，很多人都有一種自然的適應能力。

他說，如果這裏的組織、這裏的朋友能夠提供一些幫助給他們，讓他們覺得在這裏不是孤獨無援；鼓勵他們多參加本地的活動，讓他們覺得這裏的東西，我也可以參與，也有些成就感，他們可能慢慢會增加對這裏的認同。幸好這裏也有如公民協進會等的多種組織能夠提供一些協助。

3. 傳統文化有利於融入多元文化社會

陶永強認為，在多元文化的社會，「傳統文化」不但不會成為融入這裏的障礙，反而是一種幫助。

「這裏的華人的社區並不只是由新移民組成，有老華僑，也有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有不同的背景。如果你有下一代再下一代，自然就越來越植根於這個地方。作為一個公民，就要承擔自己的責任，將這個地方建立得更好，讓下一代和再下一代能夠好好成長，去建立他們自己的家園。所以我覺得那個融入是不斷地去調整、去改善的。這個制度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移民法、種種的有形無形之間的對不同種族不公平的地方，都可以逐步發現之後去改善。」

在文化方面，他覺得世界始終是會走向類似加拿大這樣，是一個比較開放、包容這樣的社會，比較願意去接觸一些不同的文化。

他認為，「現在飲食的文化明顯已經很豐富了。文藝方面的變化我們也看到。西人、本地的白人都會樂意去接觸從亞洲來的文化的交流活動、文藝演出、畫作、攝影作品、電影、音樂。加拿大三級政府和各大企業都有鼓勵和贊助發展多元文化的活動，包括一年一度的國際龍舟節、亞洲傳統文化節、亞洲電影節等。」

4. 公民意識與公民人格

陶永強認為，每一個社會都自然有它的問題，包括加拿大、美國，民主自由社會，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有很多甚至看不到有甚麼辦法可以解決。作為公民就會有一種憂患意識，就要擔起這個責任，盡自己的能力去改善。

陶永強提到，他最近看了關於香港律師鄒幸彤（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的電影《幸彤在監獄》，他覺得鄒幸彤就很清晰地詮釋了甚麼叫做公民。「生長於香港，她對香港這個地方和在這個地方的人有一種愛護的心。當看到那個地方、或者那些人是遇到一些很不公平、不正義的對待，那就義無反顧地要為他們去嘗試改變那個環境，我覺得這就是公民。」

他認為，有時候履行公民的責任是很簡單輕易的，有時候卻要付出很慘重的代價。「我覺得在加拿大，我自己的經歷完全就是那種幸福的公民。在現在香港那個環境裏，鄒幸彤很不幸。她作為支聯會的副主席，有些東西、有些話，她一定要站穩立場，沒有選擇。」

「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這樣的公民，包括一些維權律師、獨立新聞報道者、法輪功學員，他們看到社會中龐大的不公義，就想盡自己的一份力去指出問題所在，和嘗試去更正社會的走向，這就是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