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0、21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生導師孫立平在深圳蛇口「2023中國前海企業家峰會」發表了「在不確定性時代尋找確定性」的主題演講。在分析中國未來經濟走向時，他提出「我們可能要經歷一個並非短暫的經濟收縮期」。
孫立平說，「我覺得在今後的若干年當中，我們會面臨著一個時間可能不短的經濟收縮期」。
為甚麼會這樣？他講了三點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中國來說，大規模集中消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改革開放前後中國是怎麼走過來的？孫立平認為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改革前是匱乏階段，那時候甚麼都缺，缺吃的缺穿的。改革之後我們首先經歷的是基本生活補課階段；然後進入經濟增長的時期，就是八十年代後期，進入三大件（彩電、雪櫃、洗衣機）為主的階段，這三大件催促了中國經濟的又一輪發展；但到九十年代末的時候，又出現了問題，三大件也差不多了，那時候三大件全國開工率不到30%，消費疲弱、內需不足這些詞就是這個時候提出的，就是九十年代末東西賣不出去了，於是就有了三座大山，開始改按揭，自己買房，開始改教育，讓你自己花錢，開始改醫療也得讓你自己花錢，這樣就進入了一個增長更快的時期，進入了房子汽車的時代。中國這一段的經濟發展是最快的時期，基本上都是兩位數的增長；但現在房子汽車已經到頭，房子大家都知道現在基本是過剩，汽車去年產銷量是2,700多萬輛，天花板大約就是3,000萬輛。
這一次意味著大規模集中消費推動的增長已經結束。
孫立平說，「我們經常說中國是一個趕超型的國家，趕超型的國家就是這個特點，人家用100年的時間走完了這個路，我們可能用30年的時間走完。走完了之後咱還能不能再走出一個高潮？房子汽車之後的高潮是甚麼？再者，這剛跑完100米，又跑一個100米，還沒喘氣，又跑100米，說你再來100米，跑得動嗎？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過去持續了幾十年的大規模集中消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這意味著甚麼？孫立平認為至少意味著兩點：
第一，像過去那樣每一個階段都有鶴立雞群的主導產業可能沒有了。不是說中國今後沒有主導產業，但像原來那樣鶴立雞群，佔到整個經濟很大一部份的主導產業，可能不會有了；第二點，在過去，中國的企業只要能跟上風口，怎麼都能掙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時代房子只要造出來，就不愁賣不出去，但是今後這樣一個階段，這樣的現象將不復存在。「我覺得這是我們將來要面臨的第一個變化。」孫立平說。
孫立平指出，在80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是低於GDP增長的，這意味著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很快，推動了後來的消費。後來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快於經濟增長了，如果政府能夠用這麼快的財政收入的增長來把社會保障搞好，來解除人們的後顧之憂，中國下一步就能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進入一個常規性消費的階段。但問題是錢拿走了，社會保障沒搞好，這樣就使得之後的階段可能就要更為困難。
第二個理由，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
孫立平說，世界上那些發達國家都是從貧困的狀態開始發展起來的，這可以說是一個規律，如果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對外不打仗，對內不搞階級鬥爭，一般來說，30年都能搆到一個不錯的發展水平。但是到了這個水平之後就是一個天花板，現在中國到了這個時候。如果國際形勢好一點，比如說技術合作、出口情況好一點，現在遇到的困難可能要小一點。
但現在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把它叫做大拆解的過程，這是我去年4月份提出來的。現在人們用『脫鉤』這個詞，但『脫鉤』只是一個局部性的、技術性的概念，『大拆解』則是一個戰略性、全局性的概念，兩個邏輯不一樣。如果我們把當今世界的變化理解為『脫鉤』，很多事情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全球化之後，一個重新的拆解和重組的過程。」孫立平說。
那麼，拆解是沿著甚麼主線來拆解甚麼東西？
孫立平認為大體上來說有三條主線。全球化時代所形成的世界格局，雖然也有矛盾，也有衝突，但總體來說，鬥而不破，誰也不至於掀桌子。為甚麼？因為這裏頭有幾種重要的依賴所形成的基礎，誰也推翻不了。依賴的重點有三條：第一，歐洲對俄羅斯能源和資源的依賴；第二，歐洲、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第三，中國、俄羅斯對美國西方高科技、高端設備，甚至金融經濟的依賴。原來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這種依賴的基礎上，誰也離不開誰。
但是，這幾年所做的，就是拆解依賴。現在拆到哪一步了？首先是能源依賴的拆解基本完成。俄烏戰爭之初，俄羅斯說歐洲要離了俄羅斯的資源離開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就活不了，但是現在怎麼樣？歐洲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程度最強的是德國，德國2023年1月1號宣布把俄羅斯能源的進口停掉。不買，怎麼樣？也沒怎麼樣。歐洲去年經濟還不錯，今年好像還能超過去年。這意味著甚麼？意味著說拆不了的這種神話已經被打破。第二個是產業鏈的拆解，第三是科技依賴的拆解正在展開。這中間和中國關係最密切的，就是產業鏈的拆解。
產業鏈究竟有沒有可能拆解？現在已經走到哪一步了？孫立平說，「我最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我把它叫做臨界點，就是產業鏈的轉移、企業的外遷有沒有一個臨界點？如果有臨界點的話，現在到沒到臨界點？或者說如果沒到的話還有多久到？在臨界點之前，一個企業要往前走，千難萬難，因為它是鑲嵌在產業鏈裏面的，但是一過了這個臨界點就順理成章。」
那怎麼看這個臨界點？孫立平覺得有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
從客觀來說，打個比方說，組裝一個打火機，假如需要二十五個零件，原來在半小時車程範圍內，這些零件都能找得到，這應該是非常好的產業鏈了，成本會很低。如果搬到一個地方，只能找到五個零件，雖然別的條件都很好，稅收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現在附近只能找到五個零件，剩下十幾個零件不知道到哪去找，或者路程很遠，成本很明顯增高很多，這就是在臨界點之前；但假如說二十五個零件的話，已經能找到二十幾個，剩下的再稍微多花點錢也能找到，但是人家的政策環境還比你好，那就說明已經過了這個臨界點，這個企業往哪兒搬那就很容易了，這是客觀的原因。而主觀方面，就是人們的一種感覺。因為很多企業尤其小企業，它不可能做仔細的研究，人云亦云，就形成一種氛圍。
孫立平說，能源依賴這第一個神話已經破滅，過了臨界點了，現在要考慮第二個神話，也就是說世界依賴中國的產業鏈這個神話會怎麼樣，會不會也會破滅？最近這一兩年的時間，每一個重要的企業搬遷，其實客觀上都是一次壓力測試。你不是說離不開嗎？人家搬走了，怎麼了？所以為甚麼現在一些國外企業的口氣越來越硬了，就因為它發現不像原來想的那樣，一離開中國就活不了。可能現在不如原來的好，但是比較安全，未來的前景會比較好。
孫立平指出，在大拆解的過程中，不同國家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西方國家會面臨供給的問題，而中國會面臨的是需求問題。這次俄烏戰爭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這一點，不說高科技的武器，就是一些常規的炮彈，現在看西方儲備的不夠，生產能力也不夠。庫存空了，說我出錢，誰能幫我到國際市場去買。這是西方面臨的問題。而之前口罩也好，呼吸機也好，也表明他們面臨的是這個問題。
前一段時間瑞士信貸有一位分析師講過一句，他說未來很多東西我們得自己生產了，這就是說西方面臨的供給的問題。但是中國相反，中國面臨的是需求的問題，這需求的問題還不是說老百姓的購買力強不強、收入高不高的問題。問題是，中國的產能是為世界市場準備的。「我舉個例子說，中國生產鞋最多的一年是多少雙？106億雙。世界上平均起來一個人一年能穿多少？兩雙。那也就是說世界上七十幾億人口，需要的就是150億雙鞋。中國人需要多少？一年需要的是20多億雙。那麼，我們靠自己來解決世界工廠的生產能力的問題，10多億的人口解決106億雙鞋，一人差不多要穿十雙。可能嗎？不可能。所以大拆解的時候，中國面臨的首先是這個問題。」孫立平說。
第三個理由，是疫情的疤痕效應。
疫情的疤痕效應這個概念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提出來的，意思是，疫情的影響不會很快的過去，就像留在你身上的傷疤一樣，要存在好長的時間，包括對人心態的影響，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對人力資本的影響，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對企業的影響。
孫立平說，「原來我雖然強調說疫情的影響可能不是短期的，但是還真沒想到這事兒這麼大。最近我看到不少網民的分享，說生活的理念的改變，包括對消費習慣的改變，疫情讓人重新思考活著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究竟是甚麼？人們會重新思考這樣的問題。
一個人會去想，我差不多每天晚上十點下班，睡到第二天上午十點，接著又上班，出去吃頓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就這麼來掙幾萬塊錢，值當不值當？還有人說，我要更重視生活的本身，有人說凡是不是必須的就不買，凡是有便宜的就不買貴的，凡是能用的就將就著用，手機從原來一年換一個，現在大概兩年換一個，這些影響非常大。剛才講日本所謂失去了20年也好，30年也好，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人們心理的變化，為了還債，我儘可能少消費一點，我不應該被那麼多的債務壓著。那麼對整個的社會來說，它進入一個甚麼社會？低慾望社會。」
基於以上三點理由，孫立平認為，中國未來可能要面對一個時間並不短暫的經濟的收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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