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來台灣，已是2016年，隔了7年再次來台，感覺依然親切，尤其是台灣人待人接物的輕言細語、文明有禮，相比中國大陸人的粗魯不文和香港人的直言直語，感覺尤其突出，讓我說話也不由得降低了音調。
記得我三十多年前跟隨香港一個訪問團來台灣，拜訪某機構，甚麼機構不記得了，但拜訪過程的一個場景至今記憶猶新。我們一行人被引進一個會議室後，分坐在一張長型會議桌兩側，一位接待的男士站在台的正中，西裝筆挺，髮型是向後梳的油頭，他兩手撐在枱面上，身子前傾，面帶微笑，向兩側的我們禮貌地點點頭，然後用一種輕柔的聲調開始：「女士們，先生們，容小弟在此向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頓時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因為我成長在毫無傳統禮儀的海峽那一岸，如此斯文有禮是我從未見過的。我們習慣的是另一極端，延安土八路的粗俗傳統。我們四川的鐵流老先生曾描寫四川剛被中共「解放」時他所見到的中共南下幹部，是站沒有站相，坐沒有坐相，有椅子不坐要蹲在地上，有衣服不穿要披在身上，有話不好好說，一開口就是「他媽的」。在我成長時代，中共幹部一直都是這樣的德性，粗俗不文。但這就是中國大陸致力弘揚的革命風氣，過去民國時代那一套溫良恭儉讓，是反動舊文化、舊風俗，是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臭東西，必須掃地出門。
到文革，這種以粗鄙為榮的反文化革命風氣更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砸文廟、鬥老師，焚燒書籍、打倒一切文化藝術權威，將「不需放屁」寫進詩詞，中學女生唱著「滾他媽的蛋」給老師剃陰陽頭，中國三千年傳統的斯文完全掃地。
最終的結果是全體人民教養的粗俗化，痞子化。今天中國大陸人人際交往言行談吐多欠缺教養，甚至年輕女性和學者文人，一說話都帶粗口，甚麼「我操」、「牛逼」之類，隨口就來，似乎不髒不成話。而且還特別粗俗。即以中國的面子人物外交官而論，在國際上被稱為戰狼，形象慘不忍睹。在國際社會，一般當外交官的不但需要才能，還需要良好的風度。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一般在外交場合都談吐風雅，彬彬有禮，即或反駁他人，都是用委婉的外交詞令，總之是紳士形象。而中國的外交官卻擺著一副戰鬥形，常出言不遜，蠻橫不講理。記得伊拉克戰爭時，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脾氣狂暴，被西方稱為「紅衛兵外長」、「鬥雞公」，西方記者譏諷他比當時薩達姆的外交部長都不如，至少人家還風度翩翩。中國的外交官都粗鄙如此，更遑論一般民眾。
中國是自稱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東亞儒家文明的原發地，為「禮儀之邦」。但今天，不僅是相較對岸同文同種的台灣，還是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韓國、日本，無論是談吐，還是行為，孔子的故鄉人都特別粗魯不文。
我們知道，韓國、日本人際交往特別重視禮貌，交談有一套敬語系統，其實傳統中國也一樣有。比如在傳統中國，自稱會用謙詞，比如自稱愚弟、小弟，自己父母稱家父、家母，兒子是犬子、女兒是小女、丈夫是外子、妻子是內人等等。稱對方則用敬詞，如先生、令尊、令堂、令郎、令愛、賢弟、尊夫人等等。現在這些用語都不見了。因為這類謙詞、敬詞，都被視為封建詞彙，全部掃進了垃圾桶。
最難以令人接受的是夫妻稱呼，不管是自稱還是稱對方現在都是老公老婆。這種稱呼在我們四川，原只有未受過教育的社會最底層的人，或曰鄉巴佬才使用，聽起來特別粗俗。在中共上台前，只要略受過教育的，比如我父母輩，一般如現在的台灣，都稱為先生太太。交談或書信時，關係親密的，以名字稱呼，客氣的話，就用謙詞和敬詞。自中共上台，這類文雅稱呼全部作廢，不論是丈夫還是妻子，一律叫愛人。我初來香港的時候，香港人告訴我，覺得這個稱呼好肉酸，因為在香港，愛人就是英文的lover。如果是年輕夫妻還好，老夫老妻聽來就太肉麻了。而且lover還指未婚的男女朋友，或婚外情人。八九十年代，香港一般都叫「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但不知何時開始，全部變成「我老公、我老婆」了。
禮儀之邦的中國還存在嗎？有一個說法是：要想看中國明朝是甚麼樣子，去韓國；要想看中國唐朝，去日本；要想回到傳統中國，就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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