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亞倫西巴里姆（Aaron Sibarium）美國如何受覺醒主義影響（一）

「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美國開國元勛，第二任總統）曾為被指控參與波士頓大屠殺的英國士兵辯護，此事非常的著名。他說，這是他為他幫助建立起來的、羽翼未豐的共和國所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而今天這種精神已經不復存在了。」西巴里姆說。

美國最高法院的（「羅訴韋德案」的）裁決草案洩露事件是否表明，美國的（法律）機構發生了更廣泛的轉變？

今天，我將採訪亞倫西巴里姆（Aaron Sibarium），他是《華盛頓自由燈塔》的作家、曾任《耶魯日報》（Yale Daily News）的意見編輯。他一直在研究高校法學院是如何受到「覺醒派」意識形態的影響。

西巴里姆說：「他們要做的，就是從內部改造各種法律機構，通過法院和政府機構來推動一個實質性的意識形態議程。」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亞倫西巴里姆，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

西巴里姆：謝謝你的邀請。

1.「覺醒派」也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

楊傑凱：亞倫，你一直在從事一些很了不起的工作。我關注你一段時間了。你基本上是在研究這個「覺醒派」——或者，它也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有時也被稱為「繼任者意識形態」——接管美國機構的問題。

早在3月，你寫了這篇關於（「覺醒派」）接管法律界的文章（註：《對美國法律體系的接管》，「The Takeover of America's Legal System」）。

我很少見到人們討論這個話題。後來，當這些記錄從最高法院洩露出來時，我們看到了「覺醒派」的成果。

所以，我想從這篇文章開始談起，當時你已預測到可能發生的各類事情，但我認為，（最高法院洩密）那件事情仍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那麼，談到最高法院系統中這種史無前例的違規行為，到底發生了甚麼？

〔註：「繼任者意識形態」（successor ideology）是一個術語，是一種以交叉性、社會正義、身份政治和反種族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據稱是偽裝成自由人文主義的專制烏托邦主義，其目的是接管政府機構。〕

西巴里姆：嗯，顯然我們不確定是誰洩露的，所以這都是猜測。但是，其中一個常見的假設那是一個自由派書記員洩露出來的，要麼是為了向大法官施壓，迫使其變節，不去推翻「羅案」（「羅訴韋德案」）的判決，要麼，我認為這實際上可能更說得通，是為了在中期選舉前爭取公眾對民主黨的支持。

現在，這顯然是一樁前所未有的洩密事件。以前也有過洩密事件，但是在現代歷史上，沒有發生過洩露意見書完整草案的事件，當然也更沒有發生過像這次那樣洩露有爭議的意見書完整草案的事件。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在問：這怎麼會發生？難道最高法院的書記官沒有操守意識，沒有這些審議意見需要保密的意識嗎？難道他們不在乎法院的公正性會受到公眾壓力的影響？似乎至少對一個書記員來說，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是，他們並不關心這個問題，而是關心如何實現其所傾向的政策或政治結果。

我認為這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我承認，雖然我對洩密事件的嚴重性感到驚訝，但回想起來，這對我來說並不奇怪，因為多年來，法學院一直在培養這樣一種人，他們認為長期存在的法律規範使壓迫永久化，因此有理由中止這些規範，以解決各種道德緊急狀態。

當然，很多進步派人士認為，「羅案」被推翻將是一個道德緊急狀態。因此，我並沒有感到非常驚訝。如果我們發現是一個自由派書記員洩露這個消息，我也不會感到非常驚訝。

2.「覺醒派」進入校園耶魯斯利曼學院院長夫婦被迫辭職

耶魯法學院的斯特林法學大樓。（公有領域）

楊傑凱：你自己也曾在耶魯大學讀書。你在學校的時候親眼目睹這些變化——這種（「覺醒派」）意識形態進入校園。在我們繼續訪談之前，我想先請你介紹一下你的背景，你是如何涉足這個領域發表意見的？

西巴里姆：好的，我於2014年上了（耶魯）大學，是一個相當普通的溫和的（支持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民主黨人。我一直反對當時所謂的政治正確，但是在各種政策甚至文化問題上，我認為：「對，左派是對的，右派是錯的。」後來我成為《耶魯日報》的意見編輯，當時正值大學校園裏開始爆發「覺醒派」運動的時候。

耶魯大學是這一運動的中心，但是「覺醒派」運動很快就蔓延到了各種精英學校。關於萬聖節的服裝，關於文化盜用，出現了一些爭議。一位教授，名叫尼古拉斯克裏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在一個宿舍樓的院子裏被一大群學生包圍。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爭議性事件，也引起全國的關注。

〔註：萬聖節前，耶魯校方向學校全體成員發出郵件，提醒參加萬聖節相關活動的學生，其著裝打扮不要冒犯少數族裔同學。然而，耶魯斯利曼學院（Silliman College）副院長艾麗卡里斯塔基斯（Erika Christakis，院長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妻子）就此向全學院學生群發郵件說，校方不應該插手學生在萬聖節的著裝選擇。〕

這封向政治正確挑戰的郵件，引起斯萊曼學院一些少數族裔學生的不滿，以致他們在校園中與院長發生了爭吵。爭吵中，一個非洲裔女生情緒激動，以言語中不時夾帶罵詞。這段影片在網上一經擴散，美國輿論譁然。最終。這一事件不僅使耶魯斯利曼學院院長夫婦被迫雙雙提出辭職，而且在全美很多大學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而在事件進展過程中，我（作為《耶魯日報》的意見編輯）必須整理和編輯每個人關於該爭議事件的專欄文章，包括來自耶魯的「覺醒派」學生寫的專欄文章。所以，我得近距離地觀察他們的所思所想與寫作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得出的結論都不太好，都讓我感到非常吃驚。我覺得我一直在質疑我以前的一些觀點，但是這次經歷確實加速了我對主流進步主義的幻滅。

3. 我對主流進步主義的幻想破滅

然後，如果你對主流進步主義的幻想破滅了，在校園裏誰會親近你？嗯，是保守派，對吧？即使你在墮胎等其它方面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也不會因為你相信言論自由而稱你為種族主義者或性別歧視者，從而，有了一個自然的社會滲透（註：術語，特指社會或文化知識的間接灌輸）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你與各式各樣的持不同政見者成為朋友，然後你接觸到那些持不同政見者的想法。從而，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視自己為一個保守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我被推得（離左派）更遠了。我可以說，我實際上是支持右派的。

楊傑凱：那麼，到底發生了甚麼？我的意思是，從更大處著眼來看，讓我們談談法律界，因為許多人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當然有……批判理論確實來自法律界。事實上，我知道這個情況。但不知何故，我們很多人在了解該理論的過程中，會以為法律界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批判理論）更不受其影響，就像我們以為數學界或物理學界或者科學界會（對批判理論）更不受其影響一樣。但事實證明，情況並非如此，是嗎？

（註：批判理論是當代一個思想流派，探索如何將人類從奴役他們的環境中解放出來，是現代和後現代思想的主要組成部份之一，被廣泛地應用於人文和社會科學。）

西巴里姆：是的，發生的情況是，那些在2015年抗議的（耶魯大學的）學生們，其中一些人後來去了法學院，然後把他們的想法、文化帶到了法學院。

我們看，在2018年，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希瑟格肯（Heather Gerken）在《時代》雜誌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她說：「是的，在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又譯作米德爾伯里學院）（進步派的）學生們喊停了（保守派學生邀請的右翼人士）查理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演講），但是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我們沒有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們教的是訴訟辯護職業的藝術。」當然，三四年後情況變了，耶魯大學法學院對一個在電子郵件中使用了「陷阱屋」（traphouse，註：毒品交易場所）一詞的學生了發起了攻擊。

他們也對蔡美兒（Amy Chua，耶魯法學院教授）發起攻擊，數百名學生對她喊停，或者試圖喊停一場聯邦黨人協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註：隸屬保守派的、全美最具影響力的法律組織之一）主辦的由兩黨參加的關於言論自由的活動。爭議真是一個接一個。

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大致原因，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人員構成發生了變化，準則發生了變化。一旦學生們，一大批的學生信奉了（批判理論）這套準則，除非行政部門真的願意站出來反對，否則它（耶魯法學院）就這樣被接管了。而耶魯大學法學院當然也不願意站出來反對。這並不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獨有的情況。

楊傑凱：嗯，好吧，所以，這真的都源自學生們嗎？這耐人尋味。

西巴里姆：是的，是源自學生們，也源自某些中層管理人員，他們任職於DEI（多元化、平等和包容）辦公室，他們有制度上的動機來延續這種意識形態。我認為其扮演了這個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我們已經把這個激進主義階層制度化了，而一旦這個階層被制度化，就沒有對其所要實施的意識形態加以限制的原則了。

4. 訴訟辯護文化本應是法學院課堂特點但被侵蝕了

然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DEI辦公室最初是如何出現的。我認為部份原因是意識形態，但也有部份原因是法律激勵措施。要知道，像耶魯這樣的私立學校不受《第一修正案》的約束，但是受《民權法案》的約束。而這些官僚機構的建設真正開始或加速是在90年代，當時民權法開始施加更嚴厲的懲罰，針對那些被認定創造了有敵意的工作環境的機構。

而在90年代之前，沒有關於性騷擾的培訓，沒有這些東西，現在到處都是。其主要原因是法律環境發生了變化。後來，這些起初只是作為合規機制的官僚機構有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出於自利的動機，讓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無處不在的觀念根深蒂固，否則為甚麼要成立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的官僚機構呢？因此，我認為部份原因是法律的壓力，使其運作起來，然後是官僚機構的自我膨脹的有機過程，使之永久化。

楊傑凱：那麼，現在在耶魯大學，或者，在其它一些意識形態氛圍很濃的學校，作為法學院學生是甚麼感受？

西巴里姆：這因學校而異。要知道，哈佛和芝加哥大學可能不像耶魯、喬治敦、史丹福等大學那麼糟糕，只是由於許多沒譜的偶然的原因。但是總的來說，我想說，孩子們非常害怕說出真實想法。他們害怕在課堂上扮演「魔鬼」的擁護者的角色。我聽說過孩子們因為僅僅為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前最高院大法官，一位旗幟鮮明的保守派人物）派觀點提供假設辯護而被痛罵的故事。

即使你說：「我並不贊成這樣做，我只是說人們可以有這樣的觀點。」這本來是你在法學院應該做的事，那也會招來一次鬥爭會，所有的孩子都會說：「我不敢相信你會說出這種可怕的種族主義言論。」這種訴訟辯護文化，我認為，本應成為法學院課堂特點，已經真的被侵蝕了。

在像耶魯大學這樣的學校，我敢肯定，有些教授比其他人好，有些課允許孩子們進行更多的公開辯論。但是，如果你不想經歷一些人所說的「社會死亡」，那麼你真的必須一直低頭。我是說，他們在使用（「社會死亡」）那個詞，與我交談的一位哈佛大學法律教授使用了那個詞。據他描述，即使是自由派學生，如果說了一些與「覺醒派」的正統觀念稍有牴觸的話，就會有這種「社會死亡」的感受。

楊傑凱：我想說，這種情況對於像我這樣的許多人來說，聽起來當然會很離譜，因為辯論是法律界的本職。是啊，我是說，這就是它的本質意義，對吧？就是說服人們。這種情況如何符合了正在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