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召開，香港有報章預測「短線利好港股」，誰知第一個交易日港股跌穿萬六點，本文執筆之時，再跌穿萬五點，跌至近13年新低。為何二十大後的香港故事這麼難寫？
二十大出現了不少令人憂慮的信號。「兩個確立」、「兩個維護」寫進了黨章，「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得以確立。更有甚者，習近平獲封「人民領袖」稱號，這是繼毛澤東與華國鋒後的首次。換言之，中共曾誓言旦旦保證在文革之後不搞個人崇拜，今天一句「全國人民共同願望」，便把這個承諾一掃而空。
極左行為當然不止於此。二十大黨章修改案亦重新引入「鬥爭」，要求黨員「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鬥爭新勝利」，這等於是給予戰狼內交和外交法定地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以文革2.0的形式進行。
另外，再加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會議期間胡錦濤疑因翻閱會議文件不果而被架走，習近平作為「21世紀毛澤東」之勢已經形成。
無獨有偶，世上不止一個二十大。如果說中共二十大讓中國走回頭路，蘇共二十大的路徑卻截然相反。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那時距離「偉大革命導師」史太林逝世已有三年。該會最著名的是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所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史太林及其個人崇拜現象，並提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對立的制度可以和平共處。蘇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而開啟了改革的年代，但共產陣營反對赫魯曉夫做法者亦不在少數。中共將赫魯曉夫打成修正主義者，毛澤東下令要在黨內深挖修正主義的根，因而釀成文革悲劇。
蘇共二十大對中國政治的影響，除文革外，對眼下中共二十大也有歷史關聯。這個關聯須從戈巴卓夫的亡國故事說起。東西方對戈氏的評價截然不同。西方對戈氏讚賞有加，認為他大加寬斧的改革促成了蘇聯的自由化和冷戰的結束，因而為他贏得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則認為戈氏的改革是蘇聯亡國亡黨之兆，而追本溯源，便是赫氏的非史太林化政策。中國研究這段歷史時，會引用戈氏時期意識形態工作負責人、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的言論。他熟讀馬列經典著作，認為這些教條「一年比一年暗淡無光」，「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作的報告對撥正看法和形成的評價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出席了這次大會。」如果說蘇共二十大片面粗暴批鬥史太林，戈氏的改革便接了赫氏的棒，最終釀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滅亡。
六四後的「蘇東波」，讓中共不斷加強意識形態工作，以防變成另一個蘇共。換言之，文革時期對蘇共二十大形成的「反修防修」心態，至今其實仍未清除。這是文革復興的真正的根。這解釋了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寫法，也解釋了中共與普世價值絕緣，而必須與「歷史虛無主義」（正確的歷史必須肯定黨的領導）鬥爭。
身處新的鬥爭風浪，香港應如何自處？像李家超的「歌頌mode」（總書記字字珠璣），像卓永興的「戰狼mode」發出言辭激昂的臉書帖，都是可行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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