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為期兩天的「2022年供應鏈部長級論壇」（視像會議）閉幕。在美國主持下，為「努力緩解近期的運輸、物流和供應鏈中斷與瓶頸，以及長期的復原力挑戰」，18個經濟體聯合提出全球供應鏈合作四大原則——透明度、多元化、安全、可持續性，即「在國際夥伴關係的基礎上建立集體的、長期的、有韌性的供應鏈」。

雖沒點名，但明顯是針對中共的。中共不在「國際夥伴關係」之列。布林肯說得明明白白：「一個有韌性的供應鏈是安全的，使我們不容易受到政府或其他行為者的網絡攻擊；一個有韌性的供應鏈是可持續的，遵守我們已經同意的勞工和環境標準，因為這符合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忽視這些基準的政府往往是不太可靠的合作夥伴，也因為在2022年，任何不具有環境可持續性的供應鏈都不會持久。」

這個論壇是對拜登去年10月31日緊急召集的供應鏈峰會（Global Summit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的推進，並從15國擴展到17國（外加歐盟），新增法國、巴西後共包含13個G20國家，還有民主剛果這樣的不發達經濟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與此論壇相呼應，耶倫在她作為美國財長為期11天的首次印太之行中，進一步呼籲深化盟友之間貿易關係，以鞏固供應鏈，打擊通貨膨脹，並挫敗中共「不公平貿易做法」和主導關鍵原材料和技術市場的野心。耶倫主張擺脫關鍵商品對華過度依賴，積極推動「友岸外判」（friend-shoring），或使供應鏈多樣化，更多地依靠可信賴貿易夥伴，加強經濟彈性並降低風險。

這些表明，拜登政府正在有序推進全球供應鏈重組。

可以說，「Supply Chain Resilience」（供應鏈韌性）是美國國際戰略的一大基點。拜登強調「中產階級外交」，說「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我們在國外採取的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工薪家庭、推進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

2021年2月，拜登就職之初，就下令對關鍵產品供應鏈進行審查；6月8日白宮發布「百日報告」（《構建彈性供應鏈、重振美國製造業及促進廣泛增長》），對半導體和先進封裝、大容量電池、關鍵礦產、藥品和原材料四類關鍵產品的供應鏈風險做出了評估，並指出疫情及其造成的經濟秩序混亂暴露了美國供應鏈中長期存在的漏洞。拜登政府自此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既應對短期供應鏈瓶頸和中斷問題，又著眼長期，投資國內生產，重振製造業和中產階級力量，促進國內競爭和增強國際競爭力。

美國重整全球供應鏈的布局大致形成

（一）在歐洲，與歐盟「跨大西洋協調」，重啟美歐對華政策協調機制，建立美歐貿易和科技委員會（TTC），重點關注消除強迫勞動，提高稀土、太陽能及晶片產業的供應鏈多樣化與透明度，並為未來的貿易和科技發展制定規則。（二）在印太，今年5月24日正式啟動「印太經濟繁榮框架」（IPEF），目前14國正在醞釀集體談判，涉及「貿易，供應鏈，清潔能源、去碳化和基礎設施、稅收和反腐敗」四大領域。（三）在美洲，6月6至10日的第九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拜登宣布西半球經濟夥伴關係框架（「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未來「兩到三個月內與合作夥伴討論這個框架，目的是真正開始正式談判」；其五大支柱之一的加強供應鏈，「幫助我們的半球減少對某些國家的過度依賴和集中」，即是對抗中共在該地區經貿、投資和基礎建設的影響力。（四）在非洲，2021年7月28日，美國宣布重振「繁榮非洲」倡議（Prosper Africa Build Together Campaign），「提供與中共不同的繁榮之路」；今年7月20日，拜登宣布將於12月13日至15日在華盛頓舉辦美國-非洲領導人峰會；而美國主導的PGII，所公布的樣板項目、重點投資區域都在非洲。

這裏簡要說下PGII。今年6月26日G7峰會上，拜登公布「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計劃（PGII），目標是在2027年前為發展中國家提供6000億美元基建資金（其中美國承擔2000億美元，歐盟籌集3000億歐元），以對抗中共的「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倡議」。如果說，一年前，為滿足中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需求，拜登提出的計劃投資40多萬億美元「重建美好世界」的基建倡議（B3W）還只是一個大致的概念；那麼，PGII則是較為成熟的一個倡議，更具有可信度。

與中共比較，PGII有兩大特點。第一，資金投入較為理性。PGII整合了早前歐盟「全球門戶」基建計劃對於非洲地區的1500億歐元承諾，強調公私合作，比較依賴私人資金，建立在經濟可行性的基礎上，不會造成「債務陷阱」。第二，在項目上，PGII以「能夠定義21世紀下半葉」的四個領域——清潔能源、衛生系統、性別平等及資訊通訊技術——為重心。以往美國不夠重視資訊通訊技術的影響力，被中共鑽了空子。華為等在非洲迅速發展，涉及到智慧城市、智慧政府等等安全領域，這不僅使中共輸出「數字威權主義」（例如幫助非洲國家當局加強對所謂反對派的鎮壓，收緊對選舉的控制），還使中共事實上獲得對於它國安全領域的掌控（例如據法國《世界報》報道，自2012年起中共一直在借援建非盟會議中心對非盟進行竊聽）。

對俄制裁為遏制中共妄動提供了藍圖

如果說，美國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是重塑中共戰略環境的基礎性措施，那麼，拜登政府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所領導的對俄全面制裁（包括使俄羅斯無法獲得維持戰爭所需的大部份技術），則為遏制中共發動台海戰爭提供了借鑑。

7月19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局長Alan Estevez表示，美國與其它37個國家聯手，成功地降低了對俄羅斯的出口，這為建立新機制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提供藍圖。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時，埃斯特維茲說，美國對俄羅斯的出口價值同比下降了約88%，其它國家則下降了約60%。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各國首次在軍備、核供應、化武和導彈這四個現有多邊機制外，聯手實施出口限制。

作為BIS負責人，Estevez自稱是「美國首席技術保護官」，「我相信我們需要一個新機制——我們一直在與盟友討論這個問題，這不僅僅是針對俄羅斯。這也是針對中國（中共）的。」考慮到來自中共的威脅，以及中共將軍民融合技術應用到侵犯人權、加強軍力和威脅鄰國等方面，「形成新機制至關重要」。

顯然，美國已經把全面制裁作為遏制中共發動對台戰爭的一項戰略手段，並為建立一種全面制裁機制而在縱橫捭闔、運籌帷幄。

結語

中共面臨兩大難題：第一、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跌落，目前還沒跌到底，前景難定；第二、中共的對外擴張和全球野心，越來越缺乏經濟實力的支持，遭到美國、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越來越強烈的抵制。

而美國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重塑中共的國際經濟環境，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是對中共的釜底抽薪。同時，美國謀劃建立國際性的全面制裁機制，這對中共的軍事冒險和對外擴張將發揮重要的抑製作用。

儘管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已成為全球124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儘管2021年中國對外貿易額跨越6萬億美元大關，進出口額均增長了約30%（不過這是特例，比如2020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只有1.6%，2019年甚至是-1%，這表明2018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共國際環境已經大幅惡化）；但中共想藉此來維持經濟增長和對外擴張甚至軍事冒險，已經越來越難，力不從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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