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衛生安全專家唐寧思（Nicholas Thomas）認為，染疫和死亡人數的數字，對中共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政府報少了，引發民眾對嚴酷封鎖的質疑；報多了，顯得當局無能。
他對CNN說，「如果數量太少，不僅會出現信任問題，還會讓封鎖措施顯得很過份；如果數字太高，封鎖措施倒是合理了，但說明當局控制不住病毒。」
可疑的數據
中共玩弄數字遊戲，並非一天兩天。以前，不少人寫文章質疑，但很少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原因很簡單，以前的數字主要集中在經濟數據，中共壟斷統計研究，任何境外組織和機構去調查和研究，都是「刺探國家機密」，所以只有一個官方公布的數字。
對外國投資者來說，有數字好過沒有數字，只要考慮所謂系統誤差就可以了。尤其是華爾街那些人，需要一個高增長的數字來鼓動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所以就會睜隻眼閉隻眼了。
但這次疫情的數字，卻十分的可疑，而且關乎衛生安全，因此格外引發關注。比如上海這波疫情，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記得疫情爆發兩個星期之後，官方數字是陽性近30萬，但重症只有一例，死亡一例都沒有。
以上海和香港進行比較，就形成極為明顯的對照。同樣的病毒，同樣的種族，幾乎同樣的防疫模式，卻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全球媒體一報道，上海開始死人了，每天十多例到現在幾十例。恐怕，這正是唐教授說的「雙刃劍」效應。無論如何解釋，中共官方操控數據，是無可辯駁的了。
由上海疫情引發的數據內情，不但老外發現了，中國大陸民眾也發現了。
被註冊的志願者
一位上海女士發現自己被別人註冊成為「志願者」，因此發影片舉報。她說，在他們社區居民一個兩百人的群裏，發現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事情：一個叫「上海志願者」的小程序中，很多人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別人註冊過了。這些志願者中有垃圾引導員、治安巡邏隊和其他志願者服務，但他們完全沒有做過這類事情。
這位女士說，她用身份證和名字查詢，發現也被註冊了。但是她比較倒楣，想登錄之後找回用戶名，但刷臉之後，說她不是實名註冊，而且手機號、聯絡名都不是她的，再上根本上不去。
她說：「小區群裏已經吵成一片，這個群一共兩百多人，聽說有99個人被人註冊過，到底是甚麼情況？有沒人管這個事情？大家可以查一下上海志願者協會，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濫用別人身份信息的事情，是否有人管一管？」
當然沒有人管，因為監管的人，恐怕正是冒名申請者。同一幫人，怎麼自己管自己？
疫情下的暴利
上海的內情還不只如此。
我們都看到過網購大平台的送貨，無法進入上海的社區，上海居民被封鎖在家，只能選擇團購。團購送貨的人，都必須是所謂「志願者」，要持證上崗，證件則由上海街道和所謂區文明辦發放。
一位「志願者」得意洋洋地告訴別人，他的志願工作是「保供」，大概是保障供應的意思，具體任務是香煙代購。這位「志願者」，疫情前剛剛通過關係獲得這個志願者的差事。疫情期間，他每天送500條香煙，每條可以賺100元人民幣。照這個計算下來，這位仁兄每天的毛利潤就有5萬元人民幣。
當然，5萬元的毛利中，還是有很多成本的。他沒有說成本是多少，但他透露說，他「上面」的人，每天可以賺30萬人民幣。
不僅僅是香煙，其他送菜、送肉的團購，都有類似的情況。在這種特別時期，居民不得外出，商舖全部關閉，網購送貨被阻截進不去，唯一能夠過關斬將把生活必需品送進去的，就是持有街道發證或者區政府發證的這些「志願者」。上海居民抱怨價格太高，抱怨質量不好，抱怨外地馳援上海的食品無法到達普通人那裏，在這種利益鏈條中，一下子就都變得特別合乎邏輯了。
某個社區團購組織者透露，有人和他聯繫，只要組織足夠人購買足夠的某種商品，組織者本人也可以得到購買金額5%的回扣。
我們來稍微計算一下，假設這類由半官方控制和壟斷的「團購」都有20%的「利潤」，每天每人平均消費100元，就有20元的「利潤」。上海2,600萬人口，封城封了30天，毛利總額就有52億人民幣。
按照那位專門送香煙的「志願者」說的，其中很大一部份，恐怕都去了「上面的人」那裏。至於這位「上面的人」是哪些人？民眾大概心中都有數。
大魔都之亂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相關的新聞。
4月17日，中共前元老葉劍英的孫女葉靜子在微博上發帖說：「以最快的速度從大亞灣借調個物流部門小團隊吧。這次沒有人故意搗亂是不可能的。廣州深圳都沒有這麼一塌糊塗，怎麼大魔都能搞成這樣？損失比烏克蘭還大了。」
葉靜子，號稱中國頭號名媛，葉劍英的孫女，葉選寧的女兒，王震的孫媳婦。她的這個微博帖子，指責上海物流部門太爛了，呼籲從廣東調個物流部門。第二，她高度懷疑是「有人搗亂」。
葉女士所說的，就是上海這次封城，整個物資調配混亂不堪，造成這個中國最繁華都市，居然有人餓死。但如果從我們前面講的那些事情來看，物流大混亂是真的，但恐怕不是物流部門太爛，而且也未必是「有人搗亂」。真正的原因，其實很可能是私心私慾作祟，大發國難之財，以致有很多實權部門刻意製造局部的超短缺。
中國大陸疫情封城，已經陸續持續兩年了，各地都出現類似的情況，比如各地免費馳援物資，最後出現在居民高價購買的食品盒中，但以上海這次最集中，最突出。當然，可能也是上海市民最敢講，最會算帳的原因。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之前都談到一個觀點，認為上海的市政慣例是中國大陸城市中首屈一指，遠比其它城市更好。但現在，我好像必須要收回這一看法了。
葉靜子女士在她的微博中，用大魔都來代替上海，非常有意思。魔都這個用法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實在不可考究，但我記憶中，大概是2014年2015年左右。那個時候，很多人把江澤民稱為大魔頭、江魔頭，然後傳而廣之，上海也不幸變成了魔都。魔頭住的地方，當然是魔都了。
越嚴控越腐敗
雖然是魔都，但上海究竟是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城市，不僅在長江流域經濟中佔有絕對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中國整個經濟中也極為重要。
當年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管經濟的陳雲，堅決不同意在上海搞試點，原因是上海太重要了，一旦出甚麼亂子，整個中國經濟都會被拖累。因此才有廣東福建的四個經濟特區，遠離經濟中心區域，搞壞了也影響不大嘛。
正因為上海是中共最重視的城市，當然也就是管制最緊的城市，尤其是意識形態和社會管理方面，上海從來都是最具中共特色的。
說起來，控制最緊的城市，在大災難面前，基層組織各行其是，各自謀算利益，不去為北京中央著想，不為中共體制長治久安著想，似乎非常矛盾。
但實際上，這個並不矛盾。中央集權管制越厲害的地方，腐敗也就越厲害，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體制如此，外國的專制體制也是如此。
上海管治最嚴，因此腐敗的情況也就最嚴重。
我們看到的是，上海最上層非常腐敗，黃菊、陳良宇都被打下台了，江家一統天下的上海，江家悶聲發了大財，這不用說，下層的區政府、街道甚至是居委會，也是一層一層拔毛剝皮。
比如香港商人任駿良，九十年代投資上海房地產，建了一棟萬邦中心，當年作價7億多人民幣。然後在上海官場的一系列黑操作下，任駿良最後倒欠幾千萬，灰溜溜走人。
任駿良把這事告到中紀委，2006年最高檢派人去查，結果幾個關鍵證人，包括兩個法官和一個警察都突然死於非命，案件到現在也破不了，中紀委和最高檢當然也查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有這樣的地方高層，當然就有現在的基層政府和官員。
所以我認為，上海爆發疫情以來的一系列操作，實際上反映出來的是中共專制體制的運作崩潰。
上海是個典型，也是中共的縮影，中共專制制度的崩潰，必然源於基層的崩潰，而基層的崩潰，卻又源於最高掌權者，他需要下面官員不擇手段擺平一切，因此豢養了大批借助權力肆意貪腐的官員，而這種貪腐最終斷送掌權者本人。這是專制體制的無解困局，古今中外都擺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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