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如何製造中國人口危局？

1月17日，中共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人口統計基本數據：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死亡人口1,014萬人，全年人口淨增長4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

這意味著：第一，2021年出生和淨增長人口都再創1962年以來的歷史新低（注意，1959—1961「三年災害」期間中國餓死數千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極不正常）；第二，中國人口進入「零增長」階段，也就是說當前的14.2億已是中國人口峰值；第三，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2021年七普數據。總和生育率反映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跌入「低生育陷阱」（低於總和生育率1.5這條國際上通常認為的「高度敏感警戒線」），總和生育率會繼續不斷下降，很難甚至不可能逆轉；第四，中國1991年的生育率就掉到了2.09，已經在低生育水平狀態運行了30年，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後仍然實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國家；而迄今，雖然想盡辦法，但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生育率降到極低水平之後成功地恢復到更替水平。第五，中國人口很快將出現長期、持續、急劇負增長的局面。

概言之，中國人口已成危局（見下表），而造成危局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本文從決策角度對此簡要論述。

2016-2021中國出生人口數與淨增加人口數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一、鄧小平出台「強制一胎化政策」，既無國情依據，又無學術依據，僅僅是為了用人口算出「小康」目標，而強加給了中華民族一個空前的大劫難。

文革中止後，鄧小平、陳雲等回到中共最高層，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當時很多的領導人第一次出國，發現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落差之大，為了「社會主義」苟延殘喘，就要「加快發展」，鄧小平為此提出「人均奮鬥目標」（後來陸續提出的「三步走」、要求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等等，都和人均有關），20世紀末人口總量要控制在十二億。怎麼去做？只有採取一對夫婦生育生一個孩子的辦法。

於是，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從1978年開始發生巨變。是年3月，計劃生育寫進1978版《憲法》；10月，中央「69號檔案」第一次寫入計劃生育的限制措施，確定要把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1%以下，而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提出的「最好一個，最多兩個」，在實際工作中已經向「最好一個」傾斜，「最多兩個」被拋棄。

在執行過程中，「最好一個」（「一胎化」）政策遭到廣大民眾強烈抵制，反對的聲音在黨內、社會上、學術界都不小，鄧小平又「一言堂」，強硬表態強制執行。從此，「強制一胎化政策」橫行中國30餘年，罪惡滔天。

鄧小平的「強制一胎化政策」有無合理性呢？研究表明，這完全是出於愚蠢和狂妄。這裏僅講三條1978年中國並無出台極端嚴厲生育控制政策的理由。

其一，毛時代的人口政策雖有反覆，但70 年代初即已開始正式實行計劃生育，基本為「二孩」目標，即「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整個70 年代，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穩步下降，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71降到1980年的2.24，已接近人口更替水平2.1。照此趨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生育率緩步降至更替水平下，應當是可預料的事。從國情講，並無出台極端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的「迫切要求」。

其二，人口轉變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水平提高，一個社會的人口將完成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變；由於出生率的下降一般滯後於死亡率的下降，這一轉變過程中會存在一個過渡階段，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階段，其典型特徵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長。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口總量從 1970年的8億增長到1980年的10億，這並不可怕，因為當時中國即處於這一過渡階段，而且過渡階段也不會長。從學術角度講，也無出台極端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必要。

其三，試點地區證明「強制一胎化政策」根本就不需要。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區，經過上級試點實行「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共涉及人口約840萬。這些地區主要在中國中西部，經濟不發達甚至困難，發展程度低於全國水平，農業人口佔大多數，在全國有著相當的代表性。2005年前後的調研發現，多年來這些地區並沒有出現人口暴增的情況，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長的態勢，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兩個孩子以下。而且，這些年來，這些地區的一孩比例不斷上升，二孩比例不斷下降，三孩生育基本沒有。也就是說，即使政策允許，生了一個孩子後再想生育的家庭越來越少了。質言之，人們的生育意願已經轉變，生育政策的約束作用已經不是主導人們生育行為的首要因素，哪還需要搞甚麼「強制一胎化政策」呢？

此外，退一萬步講，即使要搞計劃生育，也不需要「一胎化」，更不需要「強制一胎化」。同屬「大中華文化圈」的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等，也一度推行生育抑制政策，都沒有採取強制措施，效果都極顯著。中共強制「一胎化」，每年墮胎數以千萬計，實在是其蔑視生命、嗜血殘殺的本性的大暴露。

二、江澤民將「強制一胎化政策」固定化、體制化、長期化。

20世紀八十年代，因為胡耀邦、趙紫陽等一線領導人對「強制一胎化政策」內心上並不認同，有所抵制，執行中儘量緩和，例如農村「一胎半」、一度「開小口」等等。但「六四」之後，江澤民上台，大大強化了「強制一胎化政策」。

1989 年11 月9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中，特別提出要「堅決改變近幾年來農村中放鬆計劃生育、人口增長失控的現象」。江的策略是「兩手抓」。一手抓「軟」的，首先是「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其次是明確「政策不變」。另一手則抓「硬」的，即狠抓政策落實，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務必把計劃生育工作擺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黨政第一把手必須親自抓，並且要負總責」，同時繼續「把做好計劃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計劃作為考核各級黨委、政府及其領導幹部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1991 年5 月12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從此，計劃生育指標與各級領導政績掛鈎，嚴格實行一票否決制度，長期延續。

江澤民扼殺了「強制一胎化政策」調整的可能性。為替「強制一胎化政策」辯護，如同鄧小平打出「實現現代化」的旗幟一樣，江打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旗幟，稱「人口、資源、環境三者的關係，人口是關鍵」，誤導人們的思維，成為中共的官方認知（人口學家給中共的上書中對此有清晰、有力的辯駁）。

雖然中國人口形勢自1992年起已經開始大變，政策調整問題已經擺上桌面，但江的十三年和江陰影籠罩下的胡溫十年，或對此視而不見、壓制，或苟且、因循，中國因此多次喪失了走出人口危局的機會。

三、習近平對「強制一胎化政策」進行調整，但囿於「保黨」情節，迄今沒有徹底放棄「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危局已難挽回。

1992年是中國進入低生育社會的第一年，當年中國生育率抽樣調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57，大大低於2.1的更替水平。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和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同樣重現了很低的生育率結果。被寄予厚望的2000年人口普查，直接匯總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這些都在人口學界中引起激烈爭論。而中共當局將如此之低的生育率，歸因於出生人口的嚴重漏報和瞞報，將總和生育率數據調整為1.8，並在2000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

可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8，緊接著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僅為1.047。這將中共的數據調整徹底戳穿。中國人口真相已經越來越掩蓋不住了。

與此同時，2001年以來，中國一批頂尖的人口學者基於專業研究，分別於2004年、2009年、2014年三次向中共中央上書，呼籲逐步放寬生育政策。例如，第三次建議書呼籲，讓生育選擇權回歸家庭，將是社會收益最大、最得民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德政。我國生育政策的轉變已經長期滯後於客觀形勢變化，應儘快在全國放開二孩生育，不再爭議、不再拖延，並及時修改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全面取消對城鄉家庭生育數量的限制。

在嚴峻的人口形勢壓力下，2012年底上台的習近平，終於開始了對「強制一胎化政策」的實質性調整。2013年宣布「單獨兩孩」政策（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2015年宣布「全面二孩」政策（所有夫婦，無論城鄉、區域、民族，都可以生育兩個子女）。可是，這些政策對改善中國人口形勢已經不起多大作用了。

2020年，中共展開第七次全國性人口普查（十年一次），普查結果令當局震驚，推遲數月才予公布，公布的數據也被認為是篡改過的。習當局已經認識到，「十四五」期間中國人口將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2035年前後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這將對經濟運行全領域、社會建設各環節、社會文化多方面產生深遠影響。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取消計劃生育限制，實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時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云云。

可是，即使如此，習當局也對「計劃生育」仍予肯定。例如，2021年7月21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中共國家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稱：取消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不等於徹底放開生育；三孩政策也是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我們在逐漸放寬，但是計劃生育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還是要繼續堅持的。

中共這樣一種立場，怎麼可能設想挽回中國人口危局呢？

更嚴重的是，中國目前1.3的總和出生率，已屬極低生育率，極其危險了。世界人口史告訴我們，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當其完成人口轉變過程成為「低生育、低死亡」的社會時，其總和生育率並不是維持在2.1的更替水平不變，而是繼續下降，甚至成為極低生育率。低生育率已是全球性現象。這在「大中華文化圈」的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地尤為明顯。從低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事實證明極難，迄今沒有一個成功的例子。即使是北歐國家那麼慷慨、全面的激勵措施，也只是使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四國的生育率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止跌為穩。從這個角度講，中國跳出「低生育陷阱」的前景遠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