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重磅長文詳解：中共對西方的可怕滲透

德國《世界報》近日發表重磅長文，詳解中共對西方媒體的可怕滲透。文章開篇即稱，中共黨魁習近平的野心是把中國（中共）偽裝成一個進步、民主的國家。至於侵犯人權的惡行，顯然是中共想要極力掩蓋和塗抹的，為此中共在全球招募了許多「助手」，在德國也不例外。

文章列舉了一些人的故事，他們或是政客、媒體人，或是名不見經傳的學生等，看似毫無共同點。但他們做了一件相同的事：向西方人推銷中國（中共）。他們把中國（中共）描述成一個民主、進步的國家；一個有吸引力的旅遊地和可靠的貿易夥伴；一個對維吾爾人沒有進行種族滅絕和對香港自由戰士沒有進行暴力打壓的國家。

這些人或者會因此類服務而獲得金錢，或者獲得地位和影響力。總之，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中共向全世界媒體宣傳戰略的一部份。

就在八年多前，中共黨魁習近平在「思想宣傳工作會議」上宣佈了新目標：中國（中共）將不再侷限於被世界視為一個經濟大國，而是要被視為一個有誠信的民主國家，因此必須找到新方法來「講好中國的故事」。

換句話說，中共要輸出軟實力來成就其霸主地位。為此，北京不惜大撒幣樹立形象，專家估計，其每年至少投入100億美元用於海外宣傳。

中共投資全球電視網和購買播放時段

據《世界報》報道，這筆「宣傳費」的一部份進入了中國全球電視網（CGTN）。這是一個成立於2016年的廣播公司網絡，用包括英語在內的六種語言在海外播放與中國（中共）相關的電視節目。該節目由中共監督製作，而不是像英國BBC或德國之聲等外國廣播公司那樣，由獨立的編輯團隊製作。

CGTN的歐洲廣播中心位於倫敦，在城市西部的奇斯威克公園（Chiswick Park）現代工業區。從那裏，中共也將信息無休止地循環播放到德國。例如，西方有影響力的人高談他們在新疆愜意的單車之旅。至於人權迫害？根本沒有看到。

由於該電台沒有達到最低的新聞標準，英國於2月撤銷了其廣播許可證。在德國，CGTN仍然可以通過沃達豐（Vodafone）的有線電視網絡接收。

然而，CGTN所造成的損害畢竟有限，因為其各種運作尚在明處。中共在隱秘之處所做的宣傳，才更加危險。在持續數月的研究中，《世界報》彙編了中共秘密運作的部份手法。

第一站是德國的一個當地社區。在萊茵河和摩澤爾河的交匯處，有一個名為烏爾巴（Urbar）的小市鎮。兩年來，中國（中共）的信息一直從這裏的一座建築中對外廣播。

這裏是德國私營廣播集團DRF的所在地，以前只提供「Hund Katze Specht」和「Entdecke Rhein-Lahn」等節目。然而一段時間以來，DRF也開始播放名為「中國信息」（China Info）的節目。每天18點開始，播放15分鐘的節目，這個播段是黃金時段。節目展示了中國的民間舞蹈、田園風光、經濟成功的故事等。

例如，去年3月，在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個高峰期，當全世界第一次討論該病毒是否可能從中國武漢實驗室洩漏出時，「中國信息」採訪了一位中國專家，他聲稱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病毒來自中國。

當被問及該節目時，DRF主編施麥倫坎普（Bernd Schmellenkamp）在電話中以一種歡快的語氣解釋說，關於該節目沒有甚麼可說的，每天15分鐘的中國節目是他公司的收入來源，與其它節目沒甚麼區別。

中共海外媒體宣傳模式：付錢給德媒刊文

而這種怪象背後，是中共目前在許多西方國家日益確立的一種模式：中共向西方媒體支付金錢以傳播其內容，要求是，媒體不能對內容加以編輯或評論，必須把中共提供的內容進行原汁原味的呈現。

中共的媒體公司經常購買整個報紙版面為其做形象報道，就像汽車製造商為其最新車型做廣告一樣。然而，這些「廣告」往往只用小字標明為「特別出版物」，有時幾乎無法與編輯部的稿件區分開來。

這樣的版面出現在《南德意志報》、德國《商報》、《法蘭克福匯報》等等上面。例如，《金融時報》在3月印製了一個專版，標題為「中國脫貧攻堅的十個案例」。

《世界報》也在2018年和2019年發佈了由中共新華社委託的形象廣告。2020年，《世界報》編輯部拒絕繼續刊登此類廣告。

即使是以內容中立為榮的德新社（dpa）也收取了中共國家通訊社的報酬，用以向德國報紙編輯發送關於中國（中共）經濟的正面報道，文章直接從中文翻譯過來，不加評論。

為此，dpa設立了一個單獨的調度服務，稱為「新華絲路信息服務」。今年4月，人們還可以在那裏看到，中國（中共）正在慶祝一個與新絲綢之路有關的投資項目。

德新社發言人強調，付費的中國（中共）廣告並不影響其自身編輯的獨立報道，他們會繼續對中國（中共）進行批評性的報道。然而，德新社也將中共的報道送到了德國的家庭和辦公室，因為許多報紙和電視台都從德新社接收到來自中共的「友好新聞」。

《世界報》披露，北德廣播公司NDR（Norddeutscher Rundfunk）也已經通過編輯合作將其品牌的可信度借給了中共國家電視台。在數字頻道tagesschau24上，NDR從2017年起與CGTN合作播出一個關於「政治和經濟」的討論節目，4萬名德國觀眾觀看，而關於中共侵犯人權的關鍵問題則銷聲匿跡。

現在回想起來，NDR似乎對這個項目有些不適應。應《世界報》要求，NDR回應道，這只是一種「有選擇的合作」，目標是不加審查的意見交流。然而，自2019年11月起，NDR沒有繼續運作該項目的計劃了。

德國連鎖書店Thalia的案例

去年秋天，一位漢學家在柏林的一家Thalia分店注意到，書架上關於中國（中共）的書籍異常多。除了兒童讀物、旅遊指南和小說外，還有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宣傳作品《中國治理》（China regieren），裏面有習的講話、訪談和思考等文章。

這位漢學家在Facebook上發佈了「中國（中共）書架」的照片，因此該事件才引起關注。最終，Thalia承認，已將店內的幾個書架租給了一個「中國書商」。Thalia表示，為出版合作臨時騰出書架空間是圖書貿易中的一種常見做法，對中國書商的租賃處於「測試階段」，當合同到期時，公司將決定是否繼續合作。

德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奧伯格（Mareike Ohlberg）說，Thalia和德國媒體的行為是有問題的。奧伯格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中共的對外宣傳戰略。去年，她的新書《無聲的征服——中共如何顛覆西方民主國家並重置世界秩序》（Die lautlose Eroberung）出版。

奧伯格認為，「中共藉助在西方有聲望的人、媒體甚至像Thalia這樣的公司來宣傳，要有效得多。」其目的是改變國內外的公眾輿論。

美國華盛頓智囊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負責中國（中共）權力戰略研究的歷史學家譚安（Glenn Tiffert）也表示：「中共向外國媒體提供親中的報道，然後在國內引用這些報道，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中共似乎越來越關心西方人對中國（中共）的看法。

西方社會中代表中共的「耳語者」

中共在德國特別想要達成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新絲綢之路」，一個是5G網絡。

首先，中共希望通過火車向歐洲輸送大量的貨物，而杜伊斯堡（Duisburg）將成為重要樞紐。然而，德國人普遍擔心「新絲綢之路」可能成為一條單行道，中國（中共）的市場力量會壓倒德國的國內產業。

其次，中共希望電信公司華為參與完成德國5G網絡的升級。批評者擔心，這將使中共特工部門進入德國的通信基礎設施，並對德國的政治和商業進行監視。

為了扭轉輿論，中共利用有償游說者針對德國政治家、商界領袖和輿論界人士進行運作，也就是去影響那些決定立法項目和投資項目的人。在柏林，有幾十家傳播機構專門負責使有爭議的項目為政治決策者所接受。

公關說客的特性之一是他們的隱蔽性，他們不會暴露自己的敏感任務。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共是有利可圖的客戶，擁有價值數十億的宣傳資金；另一方面，沒有人願意正式承認是為中共極權主義政權或國有附屬公司華為工作。

然而，有時會有一些消息傳出，例如前歐盟高級外交官和說客薩巴蒂爾（Gerhard Sabathil）的情況。時至今日，事情還沒有得到完全披露。2020年1月，武裝警察衝進薩巴蒂爾在柏林政府區的公寓。聯邦總檢察長和憲法保護局懷疑他為中共特工部門提供情報，調查人員已對薩巴蒂爾和其家人進行了一年多的監聽。

調查人員認為薩巴蒂爾在擔任中共間諜的同時，還作為說客向中國（中共）客戶提供建議。薩巴蒂爾曾在2017年辭去外交工作，開始在Eutop公司擔任總經理，這是一家在柏林和布魯塞爾經營的游說公司。他當時最重要的客戶就是電信集團華為。

聯邦檢察官無法證明薩巴蒂爾的特工活動，並在去年11月結束了對他的調查。薩巴蒂爾則不願再談及此事，他已離開游說機構Eutop。該機構也不願意談論此案。

《世界報》今年4月通過電子郵件詢問Eutop，他們是否在為華為工作。Eutop的公關專家沒有回答，而是聘請了德國知名媒體律師謝爾茨（Christian Schertz）進行回覆。在回覆中，謝爾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卻警告了虛假報道的法律後果。

中共在柏林的「開門人」

如今，中共在柏林的開門人不再是薩巴蒂爾，而是另一位「名人」：范·卡彭（Udo van Kampen）。現年72歲的范·卡彭曾領導德國電視二台（ZDF）在布魯塞爾的工作室多年，報道歐盟和北約的情況，並與德國和歐洲的高層政治家保持密切聯繫。

2015年從ZDF退休後，范·卡彭被Kekst CNC聘用，這是一家擁有13個辦事處的全球公關公司，包括柏林、慕尼黑、紐約、倫敦和香港。在他們的網站上，范·卡彭被稱為「聲譽領域的專家」。

柏林公關界的幾位內部人士一致表示，范·卡彭有一位勢力強大的朋友：史明德。在2019年底前，他是中共駐柏林的大使，在北京政治圈有過硬的關係網。兩人於1984年在中國的一次記者旅行中相遇，並從那時起一直保持密切聯繫。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開始前不久，范·卡彭曾邀請史明德和不少有影響力的政治和商業代表在他的柏林公寓共進晚餐。據悉，范·卡彭大談特談了一次中國之行，並對中國的美景大加讚賞。

范·卡彭與史明德的這種關係顯然足夠密切，以至於近年來華為更頻繁地在該機構位於柏林的辦公室舉行其德國顧問委員會會議。

《世界報》就此詢問范·卡彭時，沒有得到回覆。然而，他所在的公司Kekst CNC卻回答說：雖然他們不評論客戶關係，但他們「不能明確排除有中國公司的支持」。

德國政界面臨的壓力

三年前，德國聯邦議院超過100名議員在其選區辦公室收到了「神秘」包裹：中共黨魁習近平的《中國治理II》（China regieren II）英文版，這是最純粹形式的中共政黨讚歌。

寄件人是漢堡一家名為「特殊場所」（Special Places）的營銷機構。在向議員們免費寄送這份「禮物」時，該機構還提出一個很小的要求：議員們需要在他們的選區辦公室展示這本書，並拍張照片發到該機構的電子郵箱。

德國黑森州富爾達（Fulda）的基民盟（CDU）政治家布蘭德（Michael Brand）高興地照做了，不過暗藏玄機。布蘭德發送的照片顯示，習近平的書漂亮地放在書架上，不過左右兩邊分別是有關中國強制勞動營和達賴喇嘛的書。

如今，當布蘭德談到這個問題時，他的笑聲響徹柏林聯邦議院的辦公室。宗教自由和對宗教少數群體的保護是布蘭德的專業領域。在柏林，有許多來自執政黨的政治家背地裏稱中共危險，但只有少數人像布蘭德這樣公開、大聲地說出來。

布蘭德多年來一直將目光投向中共大使館。2013年，布蘭德被任命為人權委員會主席，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目標：人權委員會將前往北京、新疆和西藏。為了促成這次旅行，布蘭德多次與史明德會面。

布蘭德說，他認識的史明德是一位很有禮貌的人，他的深色西裝既優雅又低調。他是一個完美的外交家，能說幾乎沒有瑕疵的德語。儘管如此，當布蘭德和史明德見面時，不需要多久，布蘭德就握緊了拳頭，從椅子上跳起來，因為完全話不投機。

2015年，中共一度批准了人權委員會的中國行程。但後來，布蘭德接到了中共大使的電話。史明德說，他注意到布蘭德想在法蘭克福舉行的「西藏倡議」年會上發言，他要求布蘭德取消這次發言。布蘭德則強硬回懟道，他肯定不會讓北京當局支配他的日程。當然，人權委員會的中國行也就此泡湯了。

中共在網絡上的隱藏力量

《世界報》還披露，中共在歐洲的媒體戰略中最善於偽裝的部份是在互聯網上進行的。比如那些在Twitter或YouTube上有影響力的人，他們充當了中共的網絡宣傳者。

「我是海登（Navina Heyden），你可能知道我是那個在推特上寫親華內容的德國女孩。」這是一位來自德國基爾（Kiel）的22歲女孩去年8月14日在影片中用英語對自己的介紹。

這個擁有金色長髮的年輕女子對著鏡頭說，她想在影片中展示自己，因為很多人在推特上指責她是中共黨員，或者是一個機械人或假帳戶。她說，這些都不是真的，她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報酬。

海登在個人資料中介紹自己是一名經濟學學生。她在推特上迅速受到關注，因為她的推文充滿挑釁。她稱有關維吾爾人受壓迫的報道是捏造的，歐洲媒體的報道是經過審查的，德國公眾是不知情的。

在一次視像對話中，海登告訴《世界報》記者，在第一波中共病毒期間，她與她的生活伴侶（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她注意到，當時的德國報紙上有許多關於中共病毒的虛假報道。於是她決定在Twitter上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在她說話的時候，她一直看向旁邊。當談話進行到半個小時，她透露說，她的中國生活伴侶就坐在旁邊，聽著她所說的並給她提示該說些甚麼。

她的中國生活伴侶馮俞鳴（Ellias Yuming Feng，音譯），直到去年還是基爾亥姆霍茲海洋研究中心（Kieler Helmholtz-Zentrum）的研究員。儘管他在Twitter上並不活躍，但他在討論門戶Quora上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觀點，例如，他在那裏寫道，鎮壓香港的自由示威是中共的權利。

《世界報》的記者還與包括海登和其生活伴侶在內的幾名「網紅」進行過一次影片交流。「網紅」們都表示，沒有證據表明新疆有「再教育營」，那些只是正常的教育機構。就像在德國，上學也是強制性的。

海登的生活伴侶對一名記者大吼道，他必須向中國道歉，因為他寫了關於中共黨魁習近平的批評性文章。視像會議結束後，海登在推特上寫道，她與《世界報》的記者們進行了一次信息量很大的嚴肅討論。

海登在2020年3月才開設了自己的推特帳戶，不長時間她就擁有超過2.6萬名追隨者。對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德國學生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數字。

英國戰略對話研究所（ISD）為《世界報》分析了該帳戶的數據。該研究所主要研究在線操縱、虛假資訊、仇恨和極端主義，並就此向政府提出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在2020年8月中旬和2021年4月下旬，海登的追隨者猛增，先是增加了8,772人，然後是1,296人。ISD查看了跟隨海登的帳戶是甚麼時候創建的，發現其中有大量帳戶是新創建的：7月和8月有2,890個，4月有1,213個。

ISD還發現這些帳戶協調活動的證據，換句話說，關注海登的一些帳戶故意分享親中共的推文，以使其影響力更大。例如，有五個帳戶在五天內分享了海登一條推文2,145次，有時轉發的間隔只有5秒鐘。

中國各省市在互聯網上公佈的公開招標書顯示，中共國家機關越來越多地委託外部公司使用自動化軟件管理Facebook或Twitter上的在線辯論。

中共「戰狼」的表演

在Twitter、Facebook或YouTube上為中共利益行事的協調網並不新鮮。在以前的報告中，國際發展部和專門從事網絡分析的美國公司Graphika都發現了一個親中共的宣傳網：Spamouflage。

2019年9月，該網通過被劫持的假帳戶運作，大量傳播旨在詆毀香港抗議活動的影片。一次又一次，相關帳戶被平台營運商刪除。儘管如此，該網還是成功地接觸到真正的社交媒體用戶。

據ISD稱，Spamouflage的許多特徵與他們在海登周圍的關係網中發現的明顯特徵相吻合。因為在她最忠實的追隨者中，有許多傑出的中共「戰狼」。

最著名的戰狼是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他在推特上有近百萬個帳戶關注。2020年3月，他在推特上散佈謠言，說美國軍事人員可能將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引入中國。

在海登的追隨者中也可以找到趙立堅，還有其他五名戰狼，他們是Spamouflage網的一部份。這些人包括中共駐巴基斯坦卡拉奇總領事和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以及中共駐奧地利大使。

這些人和其它中共高級外交官的帳戶分享或評論海登的帖子超過94次。有八名華為的西歐員工，其中一些是高層管理者，也轉發了2020年8月海登那段引人注目的影片。

海登的在線宣傳為她在生活中打開了大門。例如，在5月，她被允許參加中共大使館組織的關於新疆的數字信息會議。她是少數被邀請的「新聞代表」之一，而中共大使館不允許《世界報》的記者參加。

然後6月初，海登在推特上說，她的生活伴侶（33歲）通過一個人才計劃，在中國青島的一所大學找到了一份副教授的工作，海登將和他一起搬到青島。《世界報》希望與她談談她的生活伴侶令人驚訝的晉陞，也談談她的Twitter粉絲。海登則回答說，她目前正處於考試階段，因此沒有時間。

隨著中共病毒的大流行，中共更多地用虛假資訊運動攻擊歐洲。歐盟的東方戰略委員會特別工作組也在觀察這一情況，該工作組是為了保護歐盟免受來自莫斯科的假新聞攻擊而成立的。現在，它也必須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共動向，只是他們缺乏相應的資金。

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歐盟幾乎沒有辦法反擊來自中共的網上隱藏宣傳，因為歐盟對外事務部（EAD）既沒有資源也沒有權力有效抵制來自中共的攻擊。

該機構的前僱員告訴《世界報》，EAD沒有對中共的虛假資訊採取一致行動，因為歐盟害怕與中共發生外交動盪，他們對待中國（中共）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在經濟上不如中國（中共）重要。

2020年春天也有類似的指責，當時《紐約時報》披露了歐盟如何在中共外交官的壓力下淡化了一份關於中共虛假資訊的報告。事實上，已公佈的EAD報告與《世界報》獲得的預先洩露的版本之間存在差異：第一個版本提到中共的「全球造謠運動」，後一個版本則沒有提及。

歐盟外交事務發言人斯塔諾（Peter Stano）反駁了這些指責。他說，儘管該機構迄今只有處理俄羅斯虛假資訊的任務，但已經開始主動關注來自中共或與中共有聯繫的行為者。不過他也強調，「我們沒有得到預算機構批准的足夠的新職位。」

他說，目前他們有三名講普通話的工作人員，但他們正在僱用更多的專家，並建立這方面的能力。斯塔諾強調，他們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有意針對中共的虛假資訊做更多的工作，但這不可能僅在歐盟層面完成。

西方國家缺乏足夠的防備

基民盟人權政治家布蘭德和中國問題專家奧伯格等人對這一事態發展表示擔憂：中共的國家宣傳正變得越來越有侵略性，其手段和方法也越來越複雜。而在德國甚至沒有一個應對的工作組。

奧伯格說，中共各部委和機構有數以百萬計的長期僱員和自由職業者，他們根據中共的指示發佈網絡評論和分享中共叫他們做的內容。

美國研究網絡ProPublica分析了2020年12月由黑客組織CCP Unmasked捕獲的3,200條政府指令和1,800份中國互聯網監管機構備忘錄的數據集。

這些文件可以用來追蹤中共政府在2020年初是如何系統地試圖阻止有關中共病毒爆發的在線討論。奧伯格說，「我想知道，如果中國允許自由交流信息，是否可以防止這場全球大瘟疫的發生？」

胡佛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譚安表示，中共早已不再只關心掩蓋自己的錯誤，而是關注它自己的全球權力地位。他和一個研究小組對此進行了分析：當2020年春天，中共病毒全球爆發時，西方媒體猜測病毒可能從武漢實驗室洩漏，中共的虛假資訊網則通過社交網絡啟動了一個反敘述，並迅速傳播：病毒是在美國的一個實驗室裏培育出來的，並故意被帶到武漢。譚安分析說，通過這種方式，全世界的辯論被成功地轉移了方向。

傳播學家將這種效應稱為「說謊者的紅利」。謊言不僅傳播對事實的懷疑，還破壞了機構的可信度。其方法是：人們越是不信任西方政府，就越是不信任這些政府對北京的指控。華盛頓政治學家里德（Thomas Rid）說，「這是通過餵養懷疑來分解你的政治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