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依娜.羅特女士(Ina Rothe)和其他人在約定的時間內手拉手組成「和平人鏈」時,她正站在德國康斯坦茨(Konstanz)和瑞士的邊界標誌旁,這位德國旅遊專業人士對《大紀元時報》記者表示,「對我來說,為歐洲和平和自由站出來非常重要。」

旅遊專業人士:德國發展方向是錯誤的

依娜.羅特女士(Ina Rothe)參加在博登湖的和平人鏈,她身旁是德國瑞士邊界標誌。(黃芩/大紀元)
依娜.羅特女士(Ina Rothe)參加在博登湖的和平人鏈,她身旁是德國瑞士邊界標誌。(黃芩/大紀元)

羅特女士是在10月3日兩德統一30周年那天,參加了博登湖(Bodensee)「和平人鏈」的活動,這天的參加人數有上萬名。「民主在我們國家面臨著危險,個體也面臨危險。」她曾在極權統治下生活了20年,童年和青年時代在東德度過的。她覺得目前在聯邦德國和整個歐洲,都看到了相似於前東德極權現象在增長。

「我希望擁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歐洲,和彼此相互理解的人們。目前這個歐洲和歐盟並不符合我的理想,因為在各國民眾之間既不和平也不民主。」羅特女士說。

東德共產黨垮台前幾個月內,東德各地都展開了抗議活動。「1989年我在萊比錫參加了示威活動,當時我正在那裏上學,見證了十萬人是如何站出來捍衛自由的。」羅特女士表示,那時的確處在恐怖和困難的條件下,跟如今這種社會當然完全無法相比,但也看到一個現象,「我覺得這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是錯誤的。」

羅特表示德國目前越來越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我們的民主制度正在消亡,言論自由正在消亡。因為我們必須忍受輿論政治,個人自由受到限制。」她說,「我希望在接下來的30年中能看到一個不同的德國。仍是個統一的、處在和平的歐洲中的德國。」

「和平人鏈」由「橫向思維」組織舉辦,包括博登湖三國,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加上瑞士的國中國——列支敦斯登,一共四個國家的民眾參與。人們希望通過擁抱歐洲的心臟——博登湖,以團結、和平、互愛,不分國籍、信仰、對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的態度等,向世界發出渴求自由與和平的信號。

據德國警方數據,當天在博登湖單單德國境內,有超過一萬一千名人士參加「和平人鏈」,再加上瑞士、奧地利境內的參加者,還有包括綠黨和安提法在內的反對「橫向思維」的人士,整個博登湖被人們包圍了。

汽車行業經理:誰該為病毒措施的損失負責 應制定全球法律追究

馬庫斯.忽譜曼(Markus Huppmann)認為目前德國媒體報道不夠真實。所以要參加「和平人鏈」。(黃芩/大紀元)
馬庫斯.忽譜曼(Markus Huppmann)認為目前德國媒體報道不夠真實。所以要參加「和平人鏈」。(黃芩/大紀元)

來自德國的馬庫斯.忽譜曼(Markus Huppmann)是一名汽車行業的部門經理,他認為目前德國媒體報道不夠真實。

「很多人注意到,媒體每天都在報道與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等公共機構公佈的數字不一致的事情。」忽譜曼認為,媒體報道和他們認為的中共病毒實際人數存在巨大差異。他認為人們情緒受負面消息影響,儘管這些消息的真實性可能令人懷疑,甚至部份消息已被證實不正確,但它們在人頭腦中、心理上已佔主導地位,幾乎讓人失去了理性判斷。

他認為聯邦政府應仔細考慮信息來源是否正確。錯誤評估和當時採取的措施之間是否有關聯,所採取的措施是否與世界上發達國家根據和世衛(WHO)的協議有關。世衛組織原本是好事,現在是否還是,值得懷疑。

「有科學背景的人觀察到了事實並發表出來,卻得不到(媒體)一句話。」忽譜曼說,「更糟糕的是,還詆毀、指責他們。」

「德國也該問問被邊緣化的專業人士,不要老說病毒學家意見都一致。」忽譜曼說,那些值得正視的、在國際上發表大量著作的病毒學家,例如美國Ioannidis教授,甚至都沒有發言權。政府應跟進(他們的觀點)。如果政府真能這麼做的話,將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那會停止所有造成巨大損害的措施。」他說,「然後還應該思考,誰會從這些措施中受益,誰該為此承擔責任。這就需要建立有序的、世界範圍的法律制度,也要追究承擔者的責任。」

「在富饒社會或成功的發達國家,人們已過慣了舒適生活,導致了讓他人代替自己思考的趨勢,認為他人會做出正確決定。」忽譜曼說,「事實並非總是如此,當人停止自己思考時,認為所發生的事情理所當然,輕信一切,任其發生,往往是以悲劇結尾事件的開端。」

瑞士人:人得自己思考 那是你被奪走的

舒茨女士(Jaqueline Schutz)來自瑞士,「我為自由站出來,人們應該自己思考。」(黃芩/大紀元)
舒茨女士(Jaqueline Schutz)來自瑞士,「我為自由站出來,人們應該自己思考。」(黃芩/大紀元)

舒茨女士(Jaqueline Schutz)來自瑞士,「我為自由站出來,人們應該自己思考。」她認為,把老人隔離的做法太殘忍。她說自己有發言權,「2002年,我先生死於沙士病,他之前就身體不好。女兒和我都感染了,我們存活了下來。那時也沒大驚小怪(像現在這樣)。」

「現在,孩子們被迫戴上口罩,養老院老人也變得孤獨。」舒茨女士認為,應允許老人自己決定是否接受孫輩探視,享受最後時光。她說有的老人說:「我受夠了生命雖然被延長,但見不到家人,我寧願少活幾天。」

「我認為要允許每個人有自己的觀點和思考。我不需要政府告訴我,必須洗手,必須洗澡,應去睡覺等。」她說,「這是從當今一代人身上剝奪自己的想法。人得自己去思考,那是你被奪走的(權利)。」

「如果人犯了錯,我們都有過這類經歷,會從中吸取教訓。但政府,如德國、荷蘭、瑞士等每個國家,都不承認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從中共學來的封城等措施)犯了錯。它們本來應該以身作則的。」舒茨女士說。

連鎖店經理:媒體應按事實報道

德國一家連鎖鞋店經理莎拉女士(Sarah)表示,「我們只想為和平、自由和誠實樹立榜樣。」她認為目前德國在這些方面很欠缺。「如新聞自由,媒體應該按照事實來報道。比如在柏林的遊行,新聞報道就不真實,沒有報道真實發生的事情,很多人被驚醒了。」

莎拉女士認為,德國政府對中共病毒採取的措施,讓她感到遺憾,「人們相互傷害,不需要這樣,我們不希望社會出現分裂。」

出版社老闆:跟中共在對付疫情上合作是公認的錯誤

約根先生是一家出版社所有人。他認為德國政府對疫情的措施是讓病毒「計劃性流行」,限制公民自由,強制戴口罩等。他認為在對付疫情上,德國政府跟中共合作是公認的錯誤。疫情開始在中國蔓延時,他們允許中國飛機在德國降落,以至於病毒傳到德國,這是對德國民眾的傷害。我不是民族主義者,這關係到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作為負責任的首腦根本就不應該這麼做。

「由於我們政府首腦(默克爾)不幸是前德國統一社會黨(原東德共產黨,SED)的幹部,她曾向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當時的東共總書記)承諾,如果她能在德國上台,將在此引入社會主義。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走的路。」

約根先生的出版社也在銷售《大紀元》出版的德文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目前越賣越好。他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全世界都有危害,因為它迫害人權,在德國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這點。

音樂人:我所做的與右翼激進分子完全相反

德國歌手參德爾(Ingmar Sander,右)和理療師瑪參科(Christopher Masanke)都是新建黨派——草根黨(die Basis)成員。(黃芩/大紀元)
德國歌手參德爾(Ingmar Sander,右)和理療師瑪參科(Christopher Masanke)都是新建黨派——草根黨(die Basis)成員。(黃芩/大紀元)

歌手參德爾為「和平人鏈」演奏。(黃芩/大紀元)
歌手參德爾為「和平人鏈」演奏。(黃芩/大紀元)

德國的參德爾先生(Ingmar Sander)是自由音樂人、歌手與合唱團指揮,在人們拉起「和平人鏈」時,他邊彈邊唱,為大家鼓勁兒。「今天圍繞博登湖的和平人鏈非常特別,它不是集中在一點,而是形成巨大的鏈條,真正延伸到國家之外,為自由、自我責任和民主而奮鬥。」他很高興在現場結識很多優秀的朋友並與之交流。

作為歌手,參德爾曾於2007年之前在中國做過很多次巡演。後來,他看了一部關於中國監控系統的電影。「看這部電影時,我幾乎不認識那個我常去的中國了,每兩個中國人就有一台監視器。」他說沒想到中國變化這麼大,「當我看到那裏維吾爾人的遭遇,我覺得這裏現在也有點這種威脅。」

「在香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壓制。在這裏也一樣,我每天都會接觸到那些把我們視為右翼極端分子或納粹的人。從小我信奉基督教,也樂善好施,我是歌手,走遍了世界各地,努力把人們聯繫起來。我試圖做的事與右翼激進份子所做的完全相反。」參德爾還用中文唱了《橄欖樹》的前兩句,字正腔圓讓記者大吃一驚。

理療師:通過中共病毒我發現了真相

跟參德爾先生在一起的理療師瑪參科先生(Christopher Masanke)表示,「三月份以來,我覺得腳下的大地被撤離了。聯邦政府已拋棄了我們的基本自由價值。」

「對於短期內對(中共病毒)施行這些措施我還能理解,但現在還要繼續採用,我就無法理解了。這些措施是對基本權利的攻擊,而不是保護措施。」

「直到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來之前,我還是任由主流媒體對我進行灌輸。我還真得感謝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讓我發現了真相。」瑪參科先生說人們要很有勇氣才能說出這點,「我們的總理不希望人民得到最好的」,他說,「三月份之前我還真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目前,音樂人參德爾和理療師瑪參科都參加了一個剛建立兩個月的新黨派——基層黨(或稱草根黨,die Basis),它是在中共病毒爆發後,從巴伐利亞州起源,目前已發展到德國七個州。

參德爾先生介紹該黨說其信念是,需要更多的「草根民主」,就像瑞士的「全民公投」一樣,需要更多的從下而上、從人民中來的民主和權力。

最初提到的依娜.羅特女士在「和平人鏈」拉起時,她的願望是在未來三十年中,會有個不一樣的德國。她從小在東德共產體制下長大,當年母親到西德探親後不願返回東德,她體驗到骨肉分離的痛苦,大學名額也被取消。她希望人們不要再因為疫情的原因相互隔離,不要再限制個人的自由。

「這段時間對我的衝擊很大,我一直思考自己從哪裏來。」羅特女士說,「在未來的每個10月3日,我都會問自己要到哪裏去,希望能比今天的10月3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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