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被譽為「民主之父」李柱銘於5月29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中表示，中共全國人大通過的「港區國安法」草案，已經違背《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鄧小平當初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承諾，身為當初《中英聯合聲明》的協議國，英國有義務和責任為香港人發聲。
李：願為「一國兩制」而努力
李柱銘表示自從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佈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後，他對於人大通過的「港區國安法」一點都不感到意外，中共正要實現2014年白皮書所指的全面管治香港的意圖，企圖以「黨人治港」，完全違背《中英聯合聲明》中明訂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
李柱銘表明自己不接受中共全面管制，希望國際社會為香港發聲，也不願接受「一國兩制」已死，仍願為「一國兩制」而努力。他會留在香港，用和平的方式爭取香港自治。
一國兩制下 香港存在的特殊意義
香港做為最接近內地的一個自由民主的橋頭堡，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在過去歷史上在對內地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上起到實質且重大的意義。
歷史上，香港自始就是革命基地，它孕育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也注定了它的命運和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孫中山先生的啟蒙教育就從香港開始。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到訪香港大學，他演講中表述，其革命思想乃來自香港。孫中山先生不僅在香港接受教育，其後提倡革命，組織興中會就是以香港為基地；可以說，香港在思想、組織、軍事和財政等方面對辛亥革命運動產生過全方位的影響。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是重要的運輸站和聯絡點，中國抗戰與海外抗戰透過香港串連在一起。中共鎖國時期，香港更成了中共與外部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之後的朝鮮戰爭中，40多國家對中共實施禁運，香港再一次成爲中轉站，協助海外華人將戰略物資運送回國。
文革期間，不少人都將香港當成逃離中共禍害的希望之地，善良的香港人在街頭巷尾，伸出援手，接納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逃港同胞。
1989年，中共發動六四天安門屠殺，被通緝的一些學生領袖和社會人士逃到內地城市和農村躲藏，顛沛流離中，香港再次扮演救亡的角色，提供一處安身立命避難所。香港仁人義士通力合作，搭建起一條通往自由世界的生命線，讓這些民主鬥士在中共的天羅地網追捕中通過「地下通道」，從廣東偷渡到香港，隨後流亡美國。後來，傳媒和公眾把這條解救了數百名民運人士的「地下通道」稱為「黃雀行動」。
97回歸後，中共對香港的不間斷染指及守護香港自由民主的價值成為兩股不斷衝突的力量。2003年，強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激起50萬港人在7月1日上街遊行，最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被擱置，七一大遊行亦成為了香港民主抗爭的精神象徵。2014年為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雨傘運動」，參與人數約120萬人，佔全香港人口的1/6。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抗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該草案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澳門及台灣受審，削弱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立司法地位，激起200萬人上街頭抗議。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世界公認的自由經濟體，世界各地的資金透過香港進入內地，也有許多內地企業通過香港募集全球資金。繁榮的香港對於內地的中國人一直是善意的，汶川八級地震，香港社會慷慨解囊，95%的港人捐款，總捐款超過兩百億元港幣。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港人憑藉著他們對自由、人權及民主的信仰，在中共獨裁專制的最前沿，閃閃發光，發揮著他的影響力。不僅創造了經濟上的繁榮，更向中國人展示追求自由民主的可能。今日，中共強推《港區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承諾，攬炒香港，中共距離末日的瘋狂，又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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