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劉銳紹：見證《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劉銳紹接受《珍言真語》專訪：北京搬龍門太快，林鄭力保愛將聶德權；六四前跟隨中英會談，見證《基本法》前世今生；以光明戰勝黑暗，香港人棒接棒走到終點。（大紀元香港新聞中心）

香港近期發生一連串政治風波，從4.18警方大肆拘捕15位泛民人士；中聯辦在《基本法》22條上爭奪話語權，港府應對失措，一個晚上三易新聞稿最終「臣服」；到21日，中共港澳辦發文強勢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緊接著22日港府五高官依中共國務院任命大換血。一周之內香港局勢風雲突變，一國兩制恐遭中共侵蝕殆盡，長期關注香港局勢的中國問題專家、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人稱「夫子」）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專訪，解析這些現象背後的深層因素，並鼓勵港人用自身的清明去戰勝黑暗。

劉銳紹指出，今日香港官場大換班看似突然，其實有跡可循，去年10月底在北京舉行的中共19大四中全會已經定調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會議上強調「人事任命」、強調「國家安全」。

近期香港的亂局，包括4.18抓捕民主人士、中聯辦曲解22條、國務院任命五局長，實際上只是四中全會的「精神」在香港落實的結果。對於這種「前因後果」，劉銳紹稱之為「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

此次港府高官大洗牌，劉銳紹點出最值得關注的是（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的平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而不是撤職。他指出，北京亂搬龍門，這次出事的聶德權還能在港府有一席之地，是由於林鄭的力保，「聶德權是林鄭的愛將，林鄭對他現在的遭遇都同情的，兔死狐悲，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緊跟中央，突然間也中槍身亡。」

看到中聯辦專橫曲解《基本法》第22條，80年代以派駐北京的記者身份一路追蹤報道、見證《基本法》前世今生的劉銳紹尤其感觸良多。「我86年到89年在北京，即是經歷了《基本法》的大部份的起草過程。整個過程我看到，現在北京是按現實的政治需要來解讀那時候鄧小平為一國兩制、為《基本法》創造的前世，現在變成了半死不生的那個今生。」

對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劉銳紹劃分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7至2003年，是無為而治，香港享受寬鬆的兩制；第二階段是2003年「七一」大遊行（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反對23條）之後成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到2014年這段時間，香港已慢慢地被改變；第三階段即2014年至今，2014年中共第一次提出對香港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即「831」規定，人大斷了香港未來的選舉引發「雨傘運動」，那之後基本上就全面收緊了。

回顧這個軌跡，劉銳紹感慨今天的港府已經沒有任何的意志、沒有能力去平衡一國和兩制了。香港未來的路恐怕越來越困難，但是他呼籲港人不要放棄，不要灰心，因為香港正在經歷一個很偉大的年代，他期勉自我加入這場多棒接力賽，儘管不知道還有多少棒才能跑到終點，爭取到民主了，但重點在於跑好手上的這一棒，才能交給下一棒。每個香港人有這樣一個理念，就可以變成輕裝前進了。

以下是訪談內容。

香港高官大換班受制於中共政策變化

記者：香港高官大撤換，你覺得和中國的政治形勢有何關係？

劉銳紹：近期很多的事件，拘捕15位泛民人士，基本法22條爭奪話語權，然後大換班，可能還會有很多事情出現，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如何去分析這些現象，我請大家調回頭來看一樣事情，就是去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共19大的四中全會，那時講了甚麼。那個會裏面很多篇幅是花在香港這裏的，精神就有一個，就是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四中全會裏講香港的問題，很多是猜謎遊戲。它講要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人事任命，取你命，我簡稱是人命制度；然後是匯報、述職制度，要國家安全。那時候港澳辦主任還沒有被燉冬菇（降職）的張曉明，他解讀四中全會時講到法律，他沒有點23條的名，但是他說，該立法的應立法，該廢除的要廢除，該補充的要補充，講的很直白，明顯的就是指23條。

張曉明這些講法，大家不妨拿來對照現任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他之前講到22條，講到《基本法》頒佈30周年，看回裏面的東西，和張曉明一模一樣。我為甚麼要提四中全會呢，裏面講的人事任命制度，如何健全，內涵是甚麼，大家不知道。但現在看回香港的情況，實際上是甚麼，就是當時四中全會的精神體現，香港突然間大換班。

北京搬龍門太快林鄭力保愛將聶德權

劉銳紹：尤其是聶德權，他雖然是（香港）公務員出身，但是他現在的位置決定了他一定聽官方的話，他坐在這裏一定是屁股決定腦袋，不斷為中央服務，服從於港府現在的政策。

但是為甚麼他出事了，不是他不聽話，而是北京搬龍門搬得太快，所以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了。所以港府三易其稿，其實就是不斷地在揣摩它（中共）的精神。現在官場裏面，包括一些溫和泛民的，都同情聶德權。

為甚麼港府不全都炒了他，又讓他轉去公務員事務局。大家要注意這裏了，就是林鄭其實和聶德權是同一個軌跡出身的，聶德權是林鄭的愛將，林鄭對他現在的遭遇都同情的，兔死狐悲，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緊跟中央，突然間也中槍身亡。所以她在這個環節裏面，力保聶德權留在港府。

因為如果炒了聶德權，整個系統一定士氣大降，替中共賣命，到最後中共自己搬龍門。這就應驗了中共的另外一句話，就是「上要立威，下要跪下；上要卸責，下要承責」，完全是這樣，皇帝說了甚麼，高官說甚麼，下面要跟著做了，聶德權完全是這種情況。

錯誤政令之下為官不做兩件事：不加碼、不出主意

記者：所以，現在是官場現形記。

劉銳紹：現了很久了，現了很久。我經常和很多官場裏面的朋友講，只要你不做兩樣事情，我就將你當做好人了。哪兩樣呢，第一你不要做加碼派。加碼派就是說，上面下了命令明知道是錯的，你加碼，80分的命令你用200分的力量去做，對不起這是你錯的，不能夠完全怪「精神」，是你患精神病。

第二樣事情你不要做的就是，上面有一個目標，但是它（中共）想不到如何落實，你就不要幫它（中共）出主意。23條裏面那個草稿如何想，如果是這樣，就是說你做了一個太監宦官。我說你不做這兩樣事情，我真的當你是朋友，最多我不當你是壞人。

其實這次高官大調動，是說明了國內的那個政治文化已經全面的，你說他河水也好，說他井水也好，其實已經是進一步在香港氾濫了，大家看到這個實質，就不需要對港府官員在維護兩制上面有些甚麼幻想了。

「六四」前跟隨中英會談見證《基本法》前世今生

記者：是不是變相宣佈一國兩制已經玩完了。

劉銳紹：談到一國兩制，我算幸運的，我真的看著一國兩制的前世是如何誕生的。80年代最早期講一國兩制那時候，我是其中有關單位裏的一個採訪組的成員，80年代初中英會談的時候，調我到英國，我跟了整個中英會談，和中國官員和英國官員，包括當時訪問戴卓爾夫人，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Geoffrey Howe），以及其他的英國國會議員，包括今日今時的建制，我在英國主要就是跟這些。

然後起草《基本法》叫我去北京，我是看著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的前世。我86年到89年在北京，即是經歷了《基本法》的大部份的起草過程，85年開始，到「六四」之後90年就推出的，但是大部份的工作是在「六四」之前做的，經歷了「六四」，我就回到香港了。

整個過程我看到，就是現在北京是按現實的政治需要，來解讀那時候鄧小平為一國兩制、為基本法創造的前世，現在變成了半死不生的那個今生。

現在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我粗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就是1997到2003，真的是無為而治讓香港享受很寬鬆的兩制，因為那時候要給台灣作示範作用。另外當時國內的形式，還不是這麼強，尤其是經濟，它（中共）要向海外顯示改革開放，那時候鄧小平等等的人是真心的想和世界融合，然後抓著世界的車邊儘快使中共國強大。

當時所謂霸王的心態不是那麼強，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反對23條）之後，03年的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曾慶紅為組長。接著04年，喬曉陽來香港已經講了七個改變了，只不過當時的香港人不理他，「一國先於兩制」。

後來張德江講「一國高於兩制」，是來自04年的解讀，愛國者治港，即港人治港，叫做愛國者的港人才可以治港。這個「高度自治」，當時喬曉陽說不是「絕對自治」，後來張德江說不是「完全自治」，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改變的。

從2003年到2014年這段時間，慢慢地改變。到2014年是質變的了，2014年第一次提出對香港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是這個釋法，即是「831」規定，人大斷了香港未來的選舉，由那時候開始，接著就是「雨傘運動」了，那之後基本上就全面收緊了。

香港正在經歷偉大的年代港人棒接棒走到終點

劉銳紹：看回這個軌跡，看看今天，今天的港府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意志、沒有能力去平衡一國和兩制的了，全部停頓下來了。未來的路我覺得還會越來越困難的，但是大家不要放棄，不要灰心。

我不知以後會怎樣，但是我很平和地覺得我們現在在香港，其實是經歷一個很偉大的年代，就是數千年的封建皇朝的管治模式和意識，還有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和法制在內的現代文明在香港碰撞。

我用文學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就是一個殭屍發生核裂變，吸收了資本主義的氧氣，有能量了，接著殭屍復活了，還有太監宦官也復活了，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劫了。這個劫香港人正在經歷著。但人類會給殭屍弄死嗎？

我完全不會低估我們正在經歷的困難，只不過我們面對這個困難的時候，我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求其他人，我要求自己參加一場多棒接力賽。這個多棒接力賽，我不知道有多少棒才能走到最後到終點，衝線了，有民主了，我不知道甚麼時候，但我的重點是在於我走好我這一棒，就能交給下一棒，大家有這樣一個理念，就可以變成輕裝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