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之前，中共就已經定下未來「精英治港」的策略，但這些「精英」實際是中共的傀儡，也是中共政權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這些「精英」包括香港的政商兩界人士。他們與中共的這種「主從」關係，本身就是靠利益互換來持續和穩固的。中共要的是政治權力，「精英」們得到的是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利益。
當這種利益關係面臨被打破時，雙方間就會出現裂痕。22年來，這種裂痕一直存在，到了這次反修例事件，雙方裂痕更大。
本文共有上、下兩篇。上篇向讀者展現香港部份商界及代表議員在這次反修例事件中的取態；下篇主要講述香港主權移交後的22年中，香港商界與中共之間關係的變遷，及曾慶紅佈局操控香港的辦法。
中共最初選中的特首董建華 最早身份是商人
中共曾稱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主權移交才22年，「一國兩制」已經基本死亡。從港人反修例的運動中，可以看出港府只是北京的傀儡。
控制香港政、商兩界，是1997年之後中共控制香港的首要目標。包括香港特首在內的一些關鍵位置的港府高官被中共收買，造成這些高官在一些政策上跟隨中共的意願行事，出賣港人利益。
如當年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其最早身份是香港商人。
1985年，董建華家族生意東方海外瀕臨危機，被多家銀行追債，董建華向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的前身）社長許家屯求救。許家屯後來向中共中央打報告，結果通過交通部調資、由霍英東出面，資助董建華渡過難關。
據說，當年中共用錢收買了很多香港商人，其中也包括董建華。但唯有董最後把「借」的錢及利息都還給了中共。因此，中共高層對董建華另眼相看。
1996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支持楊鐵樑競逐特首，但港澳辦則看中了董建華，結果時任中共黨魁的江澤民拍板定下董建華為第一任特首。
同年1月26日，香港特區籌委會在北京成立，並獲得江澤民接見。江在150多個籌委中，特別找到董建華與他握手，以此表明對他的支持。「江握手」自此成為董建華獲「欽點」的代名詞，董也被視為「江派」人馬。
江澤民看中董建華的理由，一個是他的上海背景，另一個是他的商人背景。報道形容，江澤民有很深的資本家情結。因此，江澤民主政北京時，香港的富商巨賈在北京很吃得開，受到高禮遇，香港很多富豪與江熟識。
江澤民為了挺董建華，還鬧出「圖樣圖森破」的國際笑話。2000年10月27日，江在中南海接見董建華。當時，時任香港有線電視記者的張寶華追問江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香港特首，江惱羞成怒，並公開斥責香港記者所問的問題，說了一句「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圖樣圖森破」），之後張被趕出記者會現場。
「23條」修例失敗 中共開始不信任香港商界
董建華上任後，開始積極配合中共和江澤民的各類政策。2002年底，江澤民授意董建華政府強推「23條」立法，企圖取締香港支聯會、法輪功等團體。
然而這個「23條」立法也激起港人的反抗，最終釀成2003年「七一」超過5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在強大的民意面前，香港各派政治力量開始分化。
當時，代表商界的建制派自由黨反戈一擊。2003年7月6日晚，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突然宣佈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自由黨並發表聲明支持押後二讀「23條」草案。9月5日，港府宣佈撤回草案。最後董建華也被迫下台。
從這件事情開始，中共與部份香港商界人士之間的裂痕開始擴大。只是還沒鬧到像這次反修例事件中，雙方幾乎公開翻臉的程度。
詳情見：香港商界與中共的關係變遷（上）
中共力圖吸引香港資金 與香港富商維持關係
香港大富商一直在香港經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2000年前後，中共仍未加入世貿，經濟實力並不強，許多經濟發展計劃都需要靠港商助一臂之力。
2000年，江澤民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30名香港超級富商以及他們的第二代，希望與掌管香港經濟命脈的家族成員建立關係。
1999年，江澤民提出「西部大開發」。2001年5月，為取悅江澤民，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帶著280名各行各業的富商到大西北考察，呼籲港商去投資。
再加上曾蔭權又是曾子家族第74代後人，江派大員曾慶紅是曾子家族第75代後人，這也是曾蔭權在2005年成為曾慶紅選中的第二任特首的原因之一。
香港工商界政黨變遷 背後的中共黑手
港府2003年強推「23條」失敗後，50萬港人上街遊行震動中共高層。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港澳小組，曾慶紅成為首任組長，掌控治港大權。
出於強烈的危機感，江澤民、曾慶紅等中共高層在2003年作出決定，中聯辦要深度介入港府的各項運作，確保香港未來不出現各類「顛覆性問題」。
從此，中聯辦黑手開始伸入香港地區選舉。在中共的運作下，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自由黨多名要員選舉失敗。到了2010年，中聯辦捧出葉劉淑儀，並成立新民黨，並獲自由黨要員田北辰加入（2017年，田北辰退出新民黨）。2012年經民聯成立。
由於新民黨及經民聯也代表香港的中產及工商界，實際在中共操控下，香港工商界的政黨版圖已經重構。經民聯逐漸成為立法會中僅次於民建聯的第二大黨，仍代表商界的自由黨勢力減弱。
這只是江、曾既定的在政治上對香港社會的滲透。同時進行的，還有中共對香港經濟上的滲透和控制，這些措施的實施都打著所謂「中港經濟融合」的旗號。
大陸資本進入香港
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簽署《大陸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包括放開中國大陸民眾到香港自由行等。2010年，港府推動廣深港高速鐵路建設計劃。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西方資金大量進入中國大陸，同時也在江澤民「悶聲發大財」思路的指導下，大批紅色資本、權貴甚至大陸地產商源源不斷地進入香港撈錢。
有傳聞指，在港定居的中共官員和「太子黨」有13,000多人，在澳門定居的有2,500多人。他們大部份從事金融業、地產業，和香港政商兩界聯合在一起撈錢。這些人中的七成居住在香港頂級豪宅區，即香港島的半山區。
因為這些權貴與中共高層的密切關係，陸港之間的資本迅速「融合」，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香港也出現了規模巨大的陸資公司。而香港本地資本的地位逐漸降低，讓位於與國企有關的陸資。
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陸資，包括騰訊、中國移動、中國建設銀行、中海油、中國工商銀行、中信集團、中銀香港、中國銀行、平安保險和中國海外發展。
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長實（李嘉誠家族）、新鴻基地產（郭炳聯家族）、恒生銀行和港交所，可被視為香港本地企業。與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資產由十大本地企業把持相比，香港商界格局實際已產生巨大變化。
同時，很多大陸資本大量投資港企。
如中國聯通持有電訊盈科逾18%的股權，中國國航持有近三成的國泰股權，南方電網持有中電在港三家電廠的三成股權。香港金融業當中的港資更是已所剩無幾。
梁振英當選第三任特首 曾慶紅在港佈局的「成與破」
在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下台後，出身商人的梁振英成為第三任香港特首。
前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曾經著書《我與香港地下黨》。2012年香港特首選舉期間，她曾公開指控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港媒曾公開報道，梁振英一直受到長期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共特務頭子曾慶紅的悉心栽培，並聽命於曾慶紅而被扶持上台。
已經落馬的華潤集團前董事長宋林被指是梁振英當選特首的票倉及「梁粉」。
宋林是江派大佬曾慶紅的親信，也是中共在香港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控制在香港老牌企業華潤集團中的陸資。
宋林在曾慶紅的授意下，一直在香港力挺振英，為梁當上特首賣力。在曾慶紅掌港澳大權期間，大量陸資進入香港。宋林一直是陸資企業大本營「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的核心成員。這個陸資俱樂部旗艦負有重要統戰任務，並具有選特首的入場券，2012年陸企協會的3票提名及埋門16張選委票，全數投予梁振英。
宋林在香港也為江派操控的「青關會」出力。梁當選後，宋林得到「太平紳士」、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兩大公職銜頭。
至此，曾慶紅利用中聯辦、陸資操控香港特首及議員選舉，改變香港工商界政黨版圖、改變香港經濟版圖的佈局基本完成。
對江派來說，不巧的是，2012年出現了王立軍事件，直接導致薄熙來倒台，並在中南海引發激烈權鬥。之後，江派幾名重要成員被抓，周永康和宋林都入獄。習近平派系的權力大漲。
但無論誰掌權，中共對香港的強烈危機感一直沒變。
2014年雨傘運動 中共再對香港商界表達不滿
到了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香港商界大佬中，沒多少人表態支持港府。當年，「雨傘行動」持續近一個月仍未平息，中共開始向香港施加更多壓力。
同年10月25日，中共官媒新華網發表英文署名文章《香港富豪不願在佔中動盪中選邊站》，點名香港四大富豪未就「雨傘運動」表明立場。
文章稱9月中共高層接見了香港工商專業界代表團，除了董建華外，沒有人公開表態支持特首梁振英及警方處理示威的做法。又點名批評李嘉誠在10月15日發表聲明呼籲佔領人士回家，未提及是否贊同他們的訴求；而恒地主席李兆基、九倉主席吳光正以及「糖王」郭鶴年至今仍保持沉默。
當年的「雨傘行動」引發香港社會極大撕裂，梁振英也被迫在2017年離任香港特首職務。
後記：香港大成行創辦人陳祖沛的教訓
1949年以前，香港大成行創辦人陳祖沛特別支持中共。陳對當時的《華商報》、《文匯報》、鳳凰電影廠等中共在港宣傳機構慷慨解囊，給了大量資金；國共內戰期間，共捐款10萬港元及其它物資慰問南下的中共軍隊。
1949年以後，陳祖沛深信「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只要跟著共產黨幹，一定前途光明」。1950年，中共發行第一批國債時，大成行認購公債15萬份。在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陳祖沛發表《要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高潮中爭取立功》等文章，帶頭把大成行併入國營企業，「公私合營」，把大成行送給中共。
1957年，中共在大陸發起「反右」運動，陳祖沛被定性為「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陳在批鬥中被逼跳樓，沒有喪命，跛了一條腿。直到1979年，陳祖沛才得以被中共「平反」。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對中共來說，香港的商人只是可以利用來鞏固其統治的一個棋子。一旦沒有了利用價值，陳祖沛就是先例。到了這次反修例事件，李嘉誠又是一個例子。但李嘉誠至少還有先見之明，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只留下了其家族10%左右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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