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首席經濟評論家葉偉平（Greg Ip）周三（7月17日）刊登文章說，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可能與台灣、南韓和日本的發展軌跡不符，中國（中共）國家驅動的增長模式正油耗殆盡。
文章指出，新數據顯示貿易衝突對中國經濟帶來一種更嚴重的萎靡不振症狀，中國（中共）國家主導的增長模式快沒油拋錨了。
「雖然衰退或危機可能不會迫在眉睫，但對經濟的長期影響同樣嚴重；如果不改變（發展）方向，中國可能永遠不可能變為富裕國家。」葉偉平寫道。
中共官方公佈的第二季度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至6.2%，接近三十年來的低點。對中等收入國家而言，中國GDP數據本身或許還不錯，但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就不那麼耀眼。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胡穎堯參與的照明衛星數據研究，中國人均收入可能比官方報告的低四分之一。還有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謝長泰參與的研究也表明，若從稅收等替代數據來看，中國經濟2019年的增長率比2010年至2016年的報告減少了1.8個百分點。
其次，中國目前的軌跡跟它尋求仿傚的經濟體軌跡也不一致。台灣、南韓和日本都向全球開放貿易和投資機會，在過去幾十年來三個地區均實現超快的經濟增長，直到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再放緩。
事實上，中國目前所處階段的經濟放緩程度似乎比其它國家更快。在達到與中國目前人均收入水平（1.4萬至1.8萬美元）相當後，台灣保持了十年的7.5%的增長速度，南韓和日本也分別保持了6.3%和4.7%的增長速度。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在當前的政策環境下維持4%以上的增長率將非常困難」，多倫多大學中國發展專家洛倫・勃蘭特（Loren Brandt）說。
因為某些因素已不可逆轉。比如：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增長已經停止。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基本完成。
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經濟學家安德魯・蒂爾頓（Andrew Tilton）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體量，中國再也不能像小國一樣依賴出口發展；此外，國外市場已經飽和，同時因中共違反自由貿易、佔領市場的行為已引起國外的強烈不滿。
中國（中共）也可能因其目前的增長模式而受到懲罰。30年來，共產黨將更多的經濟開放給私營企業、對外貿易、外國投資和市場力量。但它從未放棄對社會主義的承諾。
多倫多大學的布蘭特表示，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政府已加強對軍事或經濟上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如電信）的控制權，而一些中共官員「篤信佔主導地位的國有部門應成為全球以及（中共）戰略中的重要部門」。
華日的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國與相似發展階段中的台灣、南韓和日本有很大不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中國問題專家德懷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表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大部份是國家主導，加上住房總共佔總投資的一半；隨著新的高速公路和鐵路越來越多地服務於偏遠地區，意味著這些項目的潛在的回報將大幅下降。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中國對債務的依賴，高盛的蒂爾頓認為，在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債務佔GDP的比例是其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東亞國家的兩到四倍。結果是：中國的投資與同行一樣大，但效率卻遠低於同行。
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安德魯・巴森（Andrew Batson）證實，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從2007年的19%急劇下降至2017年的8.4%。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的私營部門增長足夠快，那麼效率低下的國有部門起的作用也有限。但近年來，中國的私營企業面臨著多重阻力。國有銀行傾向於向國有企業提供貸款，因此私營企業不得不藉助於監管較少的「影子銀行」，而當局在打擊過度貸款時已將影子銀行作為打擊目標。
高盛表示，自2016年以來，中國國內私營部門在總銷售額中的份額下降了約5個百分點，而國有部門的份額則大幅上升。
貿易衝突也傷害了許多外國人擁有的私營企業。當中共當局借用凝聚民族主義情緒來打擊外國時，這些在華的外國公司很容易成為被打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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