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近披露的2025年度財報顯示,在上海及深圳上市的約5,400家非金融企業中,淨虧損達1,458家,佔比近三成,刷新2024年的歷史最差紀錄。受訪學者分析,中國企業傳統依賴的盈利模式全面失效,出口僅能短期撐住經濟數據,若不解決內需不足與「國進民退」等結構性問題,難以真正復甦。
「日經中文網」援引數據供應商萬得(Wind)揭示,中國這場席捲各行各業的「獲利寒流」,是2000年有完整數據以來,首次連續三年整體淨利潤錄得慘澹下滑。而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主板市場中僅約2%的上市公司出現虧損。
財報失色:百億利潤蒸發 行業性潰敗
中國企業的經營壓力已從房地產擴散至消費、零售及傳統製造業。
曾與貴州茅台、五糧液並稱「茅五洋」的江蘇洋河酒廠,其2025年財報數據令人心驚:全年營收192.11億元,暴跌超過三分之一;淨利潤則從2023年的百億規模,萎縮至22.06億元,倒退回2010年的水平。更反常的是,在白酒傳統旺季的第四季度,洋河竟然出現17.69億元的淨虧損。
零售業同樣哀鴻遍野,包括王府井集團和廣州大買在內的零售巨頭均陷入虧損。中百超市集團2025年淨虧損9.57億元,同比下降81.07%,且自2021年起已連續五年錄得虧損,累計金額超過20億元。
房地產領頭羊萬科的情況更為惡劣,2025年淨虧損高達885億元,較前一年擴大80%,被迫與債權人協商延期還款。在統計的108家房地產公司中,有59家陷入虧損。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教授孫國祥對此向《大紀元》指出,這種現象背後是「需求不足導致價格下跌,再導致利潤被壓縮」的惡性循環。
他分析,中國企業過去獲利模式依賴的地方投資、低成本勞動力、外需出口以及高槓桿成長等支柱,已全面失效,如今面臨的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居民財富縮水、消費信心不足」等惡性循環。
「內卷」泥淖:產能過剩 有產能卻沒利潤
即使是在官方大力補助的新能源與科技產業,也未能逃脫「增量不增利」的困局。中國最大汽車製造商比亞迪2025年淨利潤下降19%,至326億元,為四年來首見下滑,主因是家庭預算緊縮引發同業的價格戰。
消費方面,雖然政府推動「以舊換新」財政補貼政策,但家電業利潤在下半年仍出現15%的衰退,顯示政策刺激效應正在迅速消退。
孫國祥教授精闢地概括了這一矛盾:「中國企業不是沒有生產能力,而是生產的產能太多、有效需求太少、制度成本太高」。
他直言,中共透過大量補貼新能源車、太陽能及電池等產業,迫使企業為了完成地方政績而盲目擴產與殺價,最終形成「內卷式競爭」。
在這種模式下,他說,雖然產量大、出口多,但利潤極其微薄,甚至出現「越賣越虧」的怪象,形成「工廠很忙、老闆不賺、員工不穩、銀行緊張」的局面。
美國經濟學家黃大衛(Davy J. Wong)則從體制角度解讀。他告訴《大紀元》,「國進民退」趨勢壓縮了民營企業生存空間,而國有企業往往提拔「靠忠誠而非能力」的草包來管理,導致即使是壟斷企業也難以獲利。
他批評,這不僅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更讓整體國民經濟每況愈下。
5%成長背後現實:企業受雙重夾擊
儘管中共官方公布2026年第一季經濟增長率為5.0%,但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5月5日發布的簡報中直指,中共經濟數字掩蓋了正在累積的壓力。
數據顯示,2025年12月零售銷售增長率跌至0.9%低點,到2026年3月也僅1.7%,但汽車銷售卻下跌9.1%,顯示消費依然收縮。
中國今年3月的消費者物價(CPI)與生產者物價(PPI)年增率分別升至1.0%和0.5%,主因是中東衝突導致的燃料成本上升。
北京研究機構睿納思中國(Trivium China)分析師指出,這種由外部衝擊造成的通脹並非來自消費信心回升。如果企業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會進一步壓低需求;如果不轉嫁,本已微薄的利潤將被完全吞噬。
外部成本衝擊和消費不振正對企業形成雙重夾擊,而企業獲利停滯已直接衝擊就業市場。2026年3月,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升至16.9%,顯示企業在招聘方面極度謹慎。
這種「企業不賺錢→就業市場受壓→消費力更弱」的負循環,正在侵蝕中國社會的基礎穩定。
出口迷思:壓力外移 是救命解藥還是強心針?
面對內需崩盤,市場寄望於2026年能由外需帶動復甦。2026年第一季,中國乘用車出口年增達60.6%,鋼鐵巨頭寶山鋼鐵利潤也因出口增長而提升40%。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真正的復甦?
孫國祥教授對此表示高度懷疑。他強調,出口雖然能讓GDP數字「看起來」復甦,但很難帶來穩定全面的發展。
他表示,中國當前的增長主要是將供給壓力往外部轉移,這將引發歐美、東南亞及印度的反傾銷關稅與貿易保護措施。
孫國祥形容,出口僅是「強心針,而不是真正的解藥」,若不能修復居民收入預期,出口再強也無法治本。
黃大衛也持類似觀點。他指出,中國產品對歐美市場佔有率在下降,雖在亞非拉國家取得進展,但面臨的是「量增價跌」的格局,利潤空間持續縮減。
分析:中共經濟發展模式走到盡頭
黃大衛甚至提出一個尖銳的政治觀察:經濟低迷未必是北京最擔心的,古代有商鞅的「窮民、貧民」理論,其認為老百姓越窮反而越好管理,就如朝鮮。
黃大衛質疑,這或許也是北京的一種戰略考慮,以鞏固共產黨的政權。
他總結道:中國企業的獲利困境是體制弊端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產物。無論是「國進民退」導致的效率低下,還是產業補貼引發的惡性內卷,都顯示出中共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黃大衛直言,當局期待靠消費拉動經濟在目前的結構下只是「痴心妄想」,因為「政治與經濟結構決定了老百姓的消費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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