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項中共政府債務的研究引起關注，中國債務去年首超歐洲，增速遠超歐美。專家分析，中共財政體系長期以來把債務風險「隱蔽化」，導致政府功能企業化、企業負債財政化；而中共近期推出措施「融資托底」，治標不治本很難奏效。

中國債務有多少？去年首超歐洲 增速遠超歐美

中國債務有多少？長期以來是個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統計機構測算，2025年中共政府債務達到18.7兆（萬億）美元，佔中國GDP（約19.5兆美元）的96%。（點這裏）

加拿大研究機構Visual Capitalist近日發文說，中國債務數據首次超過歐盟的17.6兆美元，這一差距凸顯了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借貸規模的快速成長。

2008年金融海嘯時，中國債務僅1.2兆美元，美國政府債務為10.9兆美元，與歐盟的10.7兆美元相當。但到了2025年，美國債務飆升至38.3兆美元，每年增長約7.7%；歐盟17.6兆美元，每年增長3.0%。

而中國債務則從1.2兆美元，以每年約17%的速度增長，2025年達到18.7兆，增速遠遠超過歐洲和美國。

不過據新華社3月6日公布的《預算草案報告》顯示，2025年年末，總債務餘額約為96.05萬億元人民幣（約13兆美元），其中國債餘額約41.23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約54.82萬億元。

對於中國債務兩個數據相差約5兆美元，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對《大紀元》表示，「兩組數字放在一起看，重點並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他們回答的是不同層次的真相。官方數據告訴我們政府正式背了多少，另一個告訴我們市場認為政府最後可能要收拾多少。」

「兩者落差接近30個百分點，說明了中國真正的財政壓力已經不能只看中央與地方政府預算內的明目債，而要把準財政、表外融資、平台公司這些編外人員一起算進來。」

體制性偽裝：政府功能企業化、企業負債財政化

「與美歐不同，中國債務有很強的體制性偽裝。」孫國祥表示：很多支出跟投資需求原本屬於地方政府，但常年透過地方融資平台與各類表外資金來承接。於是表面上是企業借錢，實際上常常是政府在花錢。

「帳上不一定在政府報表裏面，但風險通常還是會回到政府身上。」

IMF在2026年明確把中國的地方融資平台（LGFV）與其它表外政府資金納入「國債」統計，孫國祥認為，「等於直接點破了，有些債雖然沒有穿官服，但已經在政府門口排隊報到了。」

「更麻煩的是，這種體制下的債務問題往往不是借太多而已，而是投資決策、官員的激勵、土地財政、銀行放款跟政府考核彼此綁在一起。」

孫國祥說，地方政府要保增長、保就業、保工程、保穩定、銀行又傾向對有政府背書色彩的主體續命，結果就容易形成項目的現金流不夠，但政治很必要的融資邏輯。

就中國債務是18.7兆美元，孫國祥認為，也不是說中國所有隱性債全攤牌了，「而是在提醒我們，官方的96.05兆元的那個帳只是債務故事的精簡版，真正的風險不只是在有沒有隱債，而在於中國長期存在一大塊政府功能由平台公司承擔，但風險最後仍可能回到政府的準財政體系。」

孫國祥認為，這種政府功能企業化、企業負債財政化的混合體，「在景氣好的時候，看起來當然是非常靈活啊，在景氣差的時候，就會變成一種高級的這種障眼法。」

中共財政體系把風險長期的「隱蔽化」

「當然這也代表一件很關鍵的事，也就是中國的債務問題本質上不是單純中央政府債太高，而是地方準財政體系把風險長期的『隱蔽化』。」

孫國祥解釋，這也是為甚麼IMF一再強調真正有效修復資產負債表的方式，應包括重組甚至運用破產機制；特別把所謂的擴增債務，城投平台、地方融資平台和其它的債務基金單獨抓出來看。

「因此IMF估算中國2025年的Augmented Debt（擴大債務）已達到GDP的126.6%，2026年還會上升到135.3%，這才更接近我們看到沒寫在帳上的債。」

「換言之，不把壞賬真正地認出來，只靠展期置換轉名目，頂多是把債務從今天搬到明天，像是把客廳雜物全塞進儲藏室，門先關上，照片還是很好看。」

台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對《大紀元》表示，「隱形債務，會讓統計工作更加難以捕捉真正的實況，這是沒辦法，因為他的統計本來就有問題，水份很多。」

中共承認隱性債務風險 專家：財務缺乏監督跟制衡

今年中共官方在政府工作報告直接說，要加快化解隱性債務風險，嚴防虛假化債。孫國祥說，「這確實很像是一種半官方承認」。

孫國祥認為，隱形債務不是邊角料，而是主體工程的一部份，如果隱債只是零星雜訊，中共中央不需要把所謂的虛假化債單獨點名，更不需要把遏制違規新增隱形債務上升到所謂「鐵的紀律」。

「現在他們這樣寫，恰恰說明了北京最擔心的不是沒有在化債，而是地方在用形式主義化債。」

舉例而言，「借新殼換舊帳，把平台改名不改命，把欠款往供應商和施工企業那邊拖，或者是透過資產騰挪把風險從報表的這一頁移到下一頁。」

因此，他說，「真正可能爆出的危機不一定先表現出大型主權違約這種戲劇化的場面，更可能是慢性而擴散型的財政金融實體經濟，這種連動或連鎖反應。」

例如：地方基建與公共服務支出被擠壓，對企業的拖欠增加，中小銀行與非營機構承受更多壞賬的壓力，平台公司名義退出，但實質風險未消，最後又反過來壓制民間投資跟消費。

孫國祥認為，官方文件已經把置換、隱性債、清理、拖欠、帳款、平台改革、轉型放在同一組的政策工具裏，這就說明了他們不是彼此獨立的小問題，而是同一個財政壓力鍋的不同出氣孔。

「最值得我們警惕的，不是某一天突然聽到巨響，而是大家都很安靜然後發現鍋蓋其實一直在抖。」

吳嘉隆也認為，債務危機的背後是金融問題，債務跟金融問題的根源之一就是專制體制下權力缺乏監督跟制衡。「金融部門最後會變成首當其衝，所有的問題最後到金融部門來。」

中央層級「融資托底」有效？分析：難治本

中共2026年預算明確說，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赤字增量全部列在中央，同時新增地方專項債4.4兆元人民幣，並繼續發行1.3兆元超長期特別國債，還有3千億元特別國債用於補充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

這種中央層級融資托底是否有效？孫國祥表示，「就是中國的政策短中期應該都有部份成效，但是長期有限。

「換言之，這項政策或融資托底能穩住，不等於能治本。」

他說，這代表北京確實在做一件事，也就是把部份原本壓在地方銀行平台身上的壓力往中央資產負債表集中，靠中央信用更強、融資成本更低、期限更長的優勢先把桌子撐住。

「但是問題在於中央發更多債只能改善債務結構，不會自動改善資產回報率。」

他舉例，如果地方原先累積的是低收益、甚至無收益的項目，或是土地財政下滑、內需偏弱、通縮壓力持續，那麼把短債換長債、把高息換低息確實能減少眼前爆煲的機率，但是不會讓爛尾的現金流突然長出腿來自己跑回來。

「事實上，IMF也提醒中國人面臨內需疲弱、通縮壓力與高企債務的（經濟）下行風險，因此北京仍然靠著大規模財政與發債來托底增長。」

他認為，「中央托底像是把地方從急症推進深切治療部，病人比較穩了，但還沒有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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