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香港一直是亞洲最自由、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被譽為「東方之珠」。它不僅是金融中心，也是思想的交匯之地——東西方在此碰撞，文化在此融合，訊息的自由流動不僅被包容，更被推崇。
香港的成功不僅僅依賴於資本市場、基礎設施或地理位置。其核心是一個建立在信任之上的體系——對法治的信任、對制度的信任，以及對個人可以自由地說話、閱讀、寫作和思考而不必擔心跨越無形政治邊界的信任。
那時的香港，書店裏擺滿了各種意識形態的書籍。大學裏會就敏感話題展開辯論。記者們會提出尖銳的問題。商界領袖們在一個資訊自由且可預測的流動的環境中運作。這種開放性並非偶然，而是其基石。但是如今，這個基石正在悄然地、穩步地被重塑。
當一家書店成為目標
香港人龐一鳴（Pong Yat-ming，音譯）在全球政壇並非家喻戶曉的人物。然而，他卻像徵著香港正在發生的深層次變革。龐一鳴是一位自由奔放的人，我認識他近二十年了。他曾短暫涉足香港政壇，參加了2016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然而，政治並非他畢生追求的目標。他真正的熱情在於文化、人際交往和思想交流等。
2020年，他在香港深水埗開設了獨立書店「一拳書館」（Book Punch）。這家書店的理念是打造一個規模雖小卻意義非凡的空間：一個社區中心，人們可以在這裏聚會、瀏覽書籍、進行深入的交流。這並非甚麼新鮮事。在世界各地，獨立書店都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它們是思想自由呼吸的場所。
在一拳書館，經常舉辦一些小規模活動，包括社會文化講座、語言課程以及非正式研討會和討論會等。這些並非大規模集會或政治運動，而是親密的、社區層面的互動。然而，在今天的香港，即使是這樣的活動也越來越受到官方的關注。
據香港當地消息人士透露，3月24日前夕，龐一鳴及其他三名員工因涉嫌「明知故犯地出售具有煽動意圖的出版物」而被捕。這違反了香港本土製定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常被稱為第23條）。
雖然細節仍在不斷湧現，但是人們普遍認為此次逮捕與祈福德（Mark Clifford）所著的香港知名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傳記《麻煩製造者》（The Troublemaker，2024）的中文翻譯版和英文原版的銷售有關。
這個事件其中的含義十分鮮明。一本記錄香港一位知名人士生平的書籍，竟成為潛在刑事指控的依據。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警示訊號。售書不再是中立的行為，而是一個可以被解讀、被審視，並可能因人們臆測其意圖而被定罪的行為。
龐一鳴此前曾因在其書店舉辦講座和研討會而受到監管處罰。曾經可能被視為輕微許可問題的事件，如今已演變成更為嚴重的後果。總而言之，這些事態發展重新定義了書店的意義。它不再僅僅是思想的交流場所，更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空間。
總而言之，這些事態發展傳遞出一個清晰而令人不安的訊息：書店不再僅僅是書店。它是一個可以被調查、監管，並在必要時被定為犯罪的場所。
當你的手機不再屬於你時
如果說書店事件預示著對肢體表達的控制正在收緊，那麼香港國家安全實施細則的最新修訂則將這種控制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角落——普通民眾的私人電子設備。
3月23日，香港政府正式刊發憲報，修訂《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第43條實施細則，並立即生效。根據新規定，警員可要求任何「特定人士」（specified person）提供密碼或以其它方式協助解密其電子設備。拒不配合者將構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處一年監禁及罰款10萬港元。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若在提供此類訊息時提供虛假或誤導性資料，最高可判處三年監禁及罰款50萬港元。
這並非僅僅是法律上的技術性問題——它代表著私人生活與國家權力之間界限的深刻轉變。你的手機不再僅僅是你的手機。它是你的記憶庫、你的通訊中心、你的個人檔案庫。訊息、照片、聯繫人、瀏覽記錄、財務記錄——甚至草稿中未發送的想法——現在都可能在刑事處罰的威脅下被強制查閱。
這個法律條文的頒布實施影響深遠：私隱變得有條件，加密變得不確定，沉默成為一種理性選擇。人們在輸入訊息、保存文檔甚至保留聯繫人之前都會三思。曾經暢快淋漓的對話如今也蒙上了一層無形的沉重感。
在這種環境下，問題不再是自己是否做錯了甚麼，而是自己說過或存過的任何話或儲存的訊息是否會被解讀為做錯了事。而正是在那一刻，一個社會發生了改變——悄無聲息，卻又不可逆轉。
表面平靜卻意味深長的回應
這些變化的影響已在與香港有外部聯繫的人們的行為中顯現出來。一場悄無聲息卻意義深遠的轉變正在發生。
海外高管越來越多地使用「一次性手機」（burn phones）出行，手機中只攜帶極少或不攜帶個人數據；在抵達目的地之前，Signal或WhatsApp等社交平台上的通訊記錄會被刪除；敏感訊息會被刻意刪除，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潛在的洩露風險。
這些並非生活在高度信任環境中的個人的習慣，而是人們對全新且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所做出的適應。即使此類預防措施並非法律強制要求，但其日益普遍反映出一種更深層次的認知：調查權力的範圍已擴張到私隱不再可得的地步。
從法治到不確定性統治
香港的聲譽曾經建立在清晰、可預測且值得信賴的法律體系之上。如今，人們的擔憂不再侷限於法律的明文規定，而是延伸至法律的解釋和執行範圍。當書店銷售行為可能構成刑事犯罪，私人設備可能被強制獲取，日常活動被置於國家安全視角下審視時，其結果並非僅僅是執法——而是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不確定性會重塑人們的行為。個人開始自我約束，組織也變得更加謹慎。國際信心也會隨之調整，這種調整往往悄無聲息卻又果斷有力。
香港的轉型並非由單一的重大事件所定義，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一系列規模雖小卻意義深遠的改變構成。一次逮捕，一項新規，一項權力擴張，單獨來看，這些改變或許都顯得有限，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條發展軌跡。這座城市正在從開放走向謹慎，從自信從容走向精於算計，從自由走向受限。
一座正在形成的監控城市
總體而言，這些發展表明香港正在演變成一座高度監控的城市，實體空間和網絡空間都日益受到監管。這種對比越來越難以忽視。在中國大陸，新疆和西藏等地區長期以來一直與廣泛的監控系統以及對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嚴格控制聯繫在一起。
香港曾經一度獨樹一幟，受制於不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然而如今，其發展軌跡指向的是融合而非分離。手段或許有所不同，力度或許有所差異，但是方向卻毋庸置疑：監控、准入和控制機制正穩步擴張。
對於那些在香港早期就了解這座城市的人來說，這種轉變是切身相關的。它不僅僅關乎法律條文或執法行動，更關乎日常自由的逐漸喪失，例如不能安心地逛書店，不能毫無顧慮地進行私密交流。
能夠自由思考、表達和參與，而無需顧慮那些看不見的界限——這並非奢侈品，而是自由社會的基石。當這些權利開始受到侵蝕時，其影響不僅體現在新聞頭條，更會滲透到人們每天做出的每一個細微決定中。
顯而易見的警告
香港的故事仍在繼續，但方向卻日益清晰。從書店老闆因涉嫌出售「煽動性」出版物而被捕，到當局對個人數碼設備的監管力度不斷加大，自由的邊界正在不斷收窄。
這種轉變並非總是劇烈的，也並非總是顯而易見的——但它卻是穩步且影響深遠的。香港正逐漸變成一座監控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謹慎取代了自信，私隱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有條件的。在許多方面，它開始變得像中國體制內其它高度監控的地區一樣。
在這樣的城市裏，英國著名作家George Orwell（1903-1950）虛構的著名反烏托邦小說《1984》（出版於1949年）描述的場景曾經看似遙遠，現在正逐漸成為現實：老大哥正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作者簡介：
錢志健（Edward Chin），曾任英國一家上市對沖基金的香港區負責人，該基金按資產管理規模計算是同類基金中規模最大的。在對沖基金領域之外，他是「2047香港觀察」（2047 Hong Kong Monitor）組織的召集人，也是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資深顧問。他畢業於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主修演講傳播學，並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
原文：Hong Kong: A City Where Even Books and Phones Are No Longer Saf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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